曾卓论

诗人是人民中的一员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仅不应炫耀自己的桂冠,反而倒应该臣服于人民,成为人民忠实的仆人,因为“诗人是人民的一员,他分享人民的悲哀与喜悦,痛苦与欢乐。”这是读了“七月诗派”老诗人曾卓的抒情诗后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人民的诗人,曾卓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演进轨迹。诚如诗人自己所说,他是在臧克家影响下走向诗坛的:“那时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已相继出版,得到一些名家推崇,我是学习他的风格在诗的道路上起步的。”1936年,当曾卓还仅仅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     

野渡无人舟自横——鲁行及其哲理诗漫论

鲁行,本名叶其文,中国当代哲理诗人,河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学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信阳师范高级讲师。他从50年代开始在《人民日报》、《诗刊》、《星星》、《奔流》、《河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作,几十年来笔耕不辍。80年代初,随着思想和艺术的日臻成熟,诗人转入哲理诗创作,这是鲁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和高峰期。10年来,诗人之于哲理诗,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除教学之外,他别无选择。前些时候,在金钱的冲击下,有不少的文人改行,诗人搁笔,但鲁行却撇开世俗的烟尘,去专事经营他的诗歌艺术他的哲理诗。一位哲人说过:“艺术家的孤独是太阳。这种避世实质是一种高层次的入世。”无论如何,艺术应该是一方神圣的净土,它能使一个贫困弱小的民族光辉高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一束奇艳的花朵——浅谈闻捷爱情诗的艺术特色

闻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从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和《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等组诗与散诗,到五六年九月结集为《天山牧歌》,这部诗集的出版使他一跃而为当代诗坛一颗耀眼的新星。闻捷的《天山牧歌》诗集中,除一、二首属于叙事诗外,其它全是抒情诗,其中显示了突出成就的又是其爱情诗。为什么这些     

中日友好的先驱之歌——略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出口每争传。 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人境庐诗草·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 黄遵宪不仅是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杰出的国际诗人。他的诗笔接触到欧美、南洋,尤其相当全面地接触到日本。他的《日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的悲剧性

章依萍在《黄仲则评传》的开篇说：“诗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首诗;悲剧的诗人,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剧的诗。”止水在《黄仲则诗选·前言》的开篇说：“他的一生,就像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长诗。”此喻甚为的当。黄仲则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悲剧精神、饱含着悲剧意义的诗。诗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代表了他的全部理想和终身事业,也可以说是他苦难人生的唯一寄托。他是一个那么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贫病交加,早岁即已鬓若秋霜,并且始终都在困苦不堪的泥泞中绝望地挣扎,但他的心却永远在诗的广阔天空中翱翔…     

文中画 画中诗 诗中情——读朱自《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裳红》

二十年代初,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中,有两位影响极大的散文作家,一个是以《寄小读者》闻名于世的冰心,一个就是以《踪迹》、《背影》脍炙人口的朱自清.朱自清本是诗人,早年从事诗创作,“五四”时期即写新诗,他的第一首诗《光明》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代写的.一九二二年创作,二三年发表的长诗《毁灭》在当时诗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二四年出版了诗文集《踪迹》.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创作转向散文,一九二八年出版散文集《背影》,成为一代散文大家.正是由于他是诗人,因而他的散文就充满着浓郁的诗意,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一种诗意”.     

雪莱的《为诗辩护》及其柏拉图主义

一 自从柏拉图将甜言蜜语的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西方诗人写下了一系列为诗辩护的文字。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为诗一辩》(1583)与浪漫主义时代雪莱的《为诗辩护》(1821),是这类诗辩中最辉煌的篇章。然而,使后代的研究者深感惊愕的是,这些对诗歌所作的热情赞颂,都毫无例外地浸染着柏拉图主义的色彩,被柏拉图所放逐的诗人竟成了他精神遗产的真正继承人。雪莱诗论中的柏拉图主义,更是西方文     

劲质贞心郁未开──郁达夫诗人风采

劲质贞心郁未开──郁达夫诗人风采冯健男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他是不是诗人呢？应该说是的。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诗，而且写得好。但他并不以诗人闻名于世。这是因为，第一，他写的是旧体诗，在《郁达夫文集》和《郁达夫诗全编》里，旧诗...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八十年前的一桩诗坛公案——关于朱湘退出《晨报副刊·诗镌》的原因

朱湘是中国新诗史上独具一格的诗人。他本来是由徐志摩、闻一多领衔的《晨报副刊.诗镌》阵营的一员猛将,却在中途与徐、闻“翻脸”而宣布退出。个中原由,八十年来众说纷纭,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语境的变迁、热点的转移以及人们研究观念的不断变化。朱湘独特而怪异的个性所造成的紧张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他一时意气用事退出《诗镌》的主要原因。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谊情不尽歌未歇——怀念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先生与世长辞一年多了。我以深切怀念之情,把吉川先生的遗诗《访昭陵》送到《人文杂志》发表,追忆和先生相识的经过,以及与先生诗、书往还的友情,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吉川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日本的文学博士、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他生前在京都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又是日本中国学会理事。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有《支那人的古典及其生活》、《中国文学入门》、《元杂剧研究》等。他特别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也善于写诗,并有研究杜甫的专著《杜甫私记》。这些作品,在日本曾经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试谈《又呈吴郎》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广泛、最深刻、最真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陕南有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这便是人民对杜诗的公正评价。《又呈吴郎》便是这样一首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疾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的好诗。 这首诗写于诗人流亡川东,由襄西草堂迁居东屯之后。当时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而尖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唐王朝的扩边政策,以及大地主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诗海一勺——读臧克家先生《诗与生活》及《学诗断想》札记

<正> 一九五六年,我与克家先生相识于青岛,此后也常去看望他,也读过他的一些著名诗篇,可谓相熟。但要真正认识他,还得读他的书。《诗与生活》这本回忆录,主要是谈他的诗创作扎根在生活里的真理。为窥探诗人的诗心,又拜读了他的《学诗断想》,这才进一步认识了诗人和他的诗。以上两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说透了诗源于生活的真理,连艺术技巧也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这得之于诗人对生活的细密观察。     

在智性抒情的“僻路”上──评金克木三十年代的诗

正如施蛰存一直坚持根本不存在现代诗派的观点一样，金克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现代派”诗人；但我们说他是“《现代》派”诗人恐怕是不会错的。金克木走进《现代》多少有一点仍然。他虽然在二十年代于故乡安徽寿县读小学时即已开始习诗，１９３０年前后来往于北平的几所大学旁听时笔耕愈勤；但当时他并“没有以诗出名的欲望，甚至没有挣稿费的‘野心’”①，只是借诗抒发感情而已。１９３２年，在山东的中学与初级师范任教的他，随意将草就的《秋思》等几首小诗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不想那位朋友竟把它交给《现代》刊发了。因之诗人深得编者…     

反帝爱国诗人张维屏诗歌简论

在近代诗坛上,有一位横跨四朝的老诗人。当鸦片战争的炮火在虎门上空燃烧,而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暴行,他毅然走出“小隐聊自娱”的生活圈子,拿起诗笔,写出了著名的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精神的反帝爱国诗篇《三元里》,在鸦片战争文学中,这是一首“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这首英雄史诗的作者就是张维屏。     

“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近代诗人香港思怀寻迹

中国近代杰出诗人黄遵宪在1866年过香港时，写下了《到香港》这首充满感慨的诗：“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宫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诗中希望收复“吾上”的强烈感情从笔端倾泻而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希望，也是香港被占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国家变得强大后取得的，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文中说得好；“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