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的参政活动

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业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而太学生积极的爱国运动又与当时的太学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深入探析宋代太学生的救亡图存活动及其特点,追寻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敢与权奸作斗争,死而后已的顽强精神。这对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乃至近代中国民主意识的唤醒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

北宋太学生救国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后世学生运动的始作俑者。历来学者曾有评述,但欠缺深入研究。本文从太学制度、太学于官学中角色的变迁、太学师资与太学救国运动的关系入手,探讨北宋太学救国运动的深层原因。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从汉代散文管窥

汉代文人有着深厚的政治情结,他们积极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该文主要根据他们的散文创作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并详细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汉代星官体系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汉代星占家比附人间社会的官僚体制,构建了以"太一"为核心的完整的星官体系,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氛围下,星官占辞的政治内涵极其复杂,包括帝王的德行表现、国家治乱、君臣关系、农业生产的丰教、自然灾害及战争的胜负等方面。两汉王朝的职官设置、都城和宫殿的营造都要参照上天星象。异常星象还是帝王消除异己势力,维护统治权威和官吏、儒生褒贬时政,阐述政治改革诉求的重要工具。     

汉代“九卿”的内涵及相关问题考辨

在汉代官僚体系中,卿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回顾历代对九卿概念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从两汉史书的写法、汉代九卿特质等入手,认为在汉代的官僚体系中,九卿并无具体所指,他们只存在于当时人的观念中,是一个特定官僚阶层的代称。这反映了汉代的政治文化中所存在的特殊现象,在政治理论和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     

汉代劫持事件考察

劫持事件在汉代具有一定普遍性,以至汉律对“持质”有明文规定。汉政府对劫持者的态度极为强硬,不仅坚决禁止与之妥协,劫持者即使自首亦往往被处以极刑。而按照“原心定罪”的原则,受劫持者的违法行为大都能得到宽大处理。但对于极端重视自尊人格的汉人来说,与劫持者妥协无疑是一种耻辱。因此很多受挟持者在面对要挟时,宁愿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

对汉代汉族服饰色彩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发现：汉代服饰色彩并无什么明显规律可言;汉代服饰色彩的等级性并不明显;汉代女子服色较男子的服色丰富且鲜艳;汉代组绶制度确有实行,且色彩搭配丰富;西汉早期,侍从俑的内衣衣领基本上均为红色,可能包含了为墓主人服丧服的含义。     

明初史鉴书编纂与汉史研究

明代前期,由于明太祖的政治高压及明成祖的"朱学"一统政策,史学处于畸形发展中。当代史撰写无甚成果,而对以往史书摘抄、改编的史鉴书却非常流行。其表现在帝王敕撰史鉴书和士人私修史鉴书两种形态,这两类史鉴书皆对汉史颇有涉及,前者在于以汉史鉴戒当下,后者是借助批判汉史来晓谕当政者。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