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的参政活动

宋代太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业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而太学生积极的爱国运动又与当时的太学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深入探析宋代太学生的救亡图存活动及其特点,追寻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敢与权奸作斗争,死而后已的顽强精神。这对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乃至近代中国民主意识的唤醒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被湮没的历史:程颐的学制改革思想研究

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对太学进行了系统的改革,改革带动了太学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太学生人数过多而人才质量不佳,太学教师出于自保而懈怠教学。于是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党派当政之后,就开始全面批判王安石的太学改革措施。程颐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在任崇政殿说书期间,针对太学条例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主张减少太学生名额并提高学生住宿待遇,强调太学教师应该参与学生管理,并提出严格律学的入学资格,调整武学的学习内容,增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然而程颐的学制改革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得以实践。     

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

北宋太学生救国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后世学生运动的始作俑者。历来学者曾有评述,但欠缺深入研究。本文从太学制度、太学于官学中角色的变迁、太学师资与太学救国运动的关系入手,探讨北宋太学救国运动的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学生运动述论

中国古代学生运动汉代始有史书记载，宋明亦有典型事例。学生运动多发生于政治腐败的王朝末年，主要是太学生及诸郡生徒为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争取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而斗争。其形式以上书请愿，评论时政为主。学生运动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顾个人安危，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高风亮节。     

汉代五经博士与私学教育的双向互动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以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两汉作家入仕途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汉代尤其如此。汉代入仕制度举其大要,有察举、课试学僮与太学生、征辟、任子四端。其中,征辟、试学僮与任子三途与经学关系较为疏离,却为作家入仕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催生作家才情、促动作家创作的有效生态环境。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关于《楚辞·大招》的几个问题

《大招》所招之人应是一位王侯,这位王侯既不是楚怀王,也不是楚襄王,而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所招之魂不是亡灵,而是刘安的生魂;《大招》的作者是汉代人;《大招》是本为楚人而又是淮南王刘安所赏识的宾客伍被为劝诫淮南王刘安所作。因《大招》是为招生魂而作,所以才冠以“大”字。     

汉代婚姻形态及其启示

西汉初期的婚姻形态大都承袭秦制,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变,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蓝本。在此,从汉代婚姻形态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汉代婚姻形态的演变、汉代的结婚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后汉书》韵例研究

《后汉书》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韵语材料,这对于研究东汉以及南朝时期的语音,是极其可贵的。而且只有弄清韵例,才能更好地分析《后汉书》的韵部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后汉书》的韵语作为研究对象,阐释散文韵例的特点。     

温明、秘器与便房考

《汉书》等文献中多次提到温明、秘器和便房的称谓。学界多认为温明就是考古中发现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漆面罩。其实两汉时期温明的内涵有所不同。秘器就是棺木 ,温明秘器应当是第一秘器 ,唐代中晚期以后不见“温明秘器”的叫法 ,大约和开元礼的出台有关。便房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指的是椁室的总称 ;东汉至魏晋时期演变为用于祭祀的空间 (可能在椁内 ,也可能在椁外 ) ,隋唐时期成为墓道的耳室。     

从秦汉学术的层累现象看苏秦事迹真伪的考订

根据对秦汉文献的整理,苏秦事迹,自汉初便已有“合纵抑秦”和“为燕间齐”两种说法。后人关于苏秦的研究,无论本《史记》《国策》说,还是本《战国纵横家书》（帛书）说,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都忽视了秦汉学术层累现象对秦汉史事传述带来的负面影响。苏秦事迹真伪的考订,有赖于将先秦和秦汉文献进行剥离,有赖于对更多地下出土的秦汉文献的综合考订。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