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

乾隆初年,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两次组织大规模的使团,入藏熬茶。这种以熬茶布施为名,实际上为加强同青海、西藏等蒙藏地区贸易往来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准噶尔部在相对安定时期发展农牧业经济,活跃同周边民族经济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客观上促进了准噶尔和青海、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了     

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强化清朝中央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了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其结果是经历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元年,青海蒙古族不仅人口锐减、牧地日缩,且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而藏族则人口与牲畜数量剧增,蒙藏两族从清初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自嘉庆朝开始,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各部就不断向黄河以北迁徙.这既冲击着清朝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居住格局,也使蒙藏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宁.那彦成基于当时情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保证青海蒙藏社会的稳定.     

罗布桑车珠尔与清末民国藏事

清末民国时期,蒙古人罗布桑车珠尔曾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过二十多年的交往,是近代蒙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五台山及晋京期间,罗布桑车珠尔作为随员参与经办事务。1912年民国初立,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授命罗布桑车珠尔,选派西藏驻京僧人罗桑班爵等秘密入藏联络,历经曲折,避开英印封锁,成为第一批成功入藏的中央政府代表。1913年,罗布桑车珠尔会同西藏驻京僧人江赞桑布等办理国会西藏代表选举事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浅析藏传佛教兴盛的历史原因及对蒙藏文化的影响

从元代到明代,整个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同时藏区也受到了蒙古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蒙藏文化的一体化。本文分析了藏传佛教兴盛的原因及对蒙藏文化的影响,肯定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功绩。     

喀尔喀蒙古籍咱雅班智达探析

咱雅班智达是蒙古地区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在蒙藏互动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结合各种文献,探讨了喀尔喀蒙古籍咱雅班智达活佛系统的来源、一世咱雅班智达在西藏的主要活动及其主要经济来源等问题。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明清之际蒙藏之间的互动往来,更有助于认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具体表现。     

在蒙古地区流传的《禄东赞传说》之演变

本文分析了在蒙藏两个民族中同时流传的《禄东赞传说》的最初形成区域、渊源关系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流传、演变规律。认为该传说首先由安多地区向全藏区传播,此后传入卫拉特蒙古地区,再随卫拉特蒙古各部落的迁徙传播到其他地区。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

17世纪的蒙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青海佑宁寺,以高僧辈出、著作宏富而驰名蒙、藏、土等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佑宁寺在宗教方面的历史贡献前人已有著述,本文则试从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佑宁寺在密切蒙藏关系、清中央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所起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行探讨。     

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

文章运用政治互动的概念与模式,对明代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的状态重新进行剖析与解释,认为明朝与蒙古之间形成了武力对抗的互动模式,与藏区形成了政治招抚的互动模式,并对这些模式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动因、互动的内容进行了探究,尤其注意蒙古和西藏方面对中央政府治理蒙藏政策的反应与回应,以期探查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探索和总结明代治理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成败与得失.     

我国边疆教育的早期近代化转型——晚清蒙藏回教育之策的朝野认知与各方互动

随着列强侵略中国边疆领土和谋取中国边疆教育权危机加重，中国边疆传统教育落后与以教育统合国民的民族国家建设需求矛盾日渐突出，晚清朝野士绅发出了“蒙藏回教育，急宜筹备”的疾呼，提出了“兴学为办理边务第一要务”和以“同化主义”为“蒙藏回行政方针”、以“语文统一”为“蒙藏回教育行政方针”的主张，并从边地兴学与内地兴学主旨差异角度探索了蒙藏回教育发展的路径、次第与方法，为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教育由传统寺院经堂教育向以汉语文和科技知识为主的早期近代学堂教育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决策基础。晚清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早期近代化学堂教育起步，既得益于学部与理藩部的重视和统筹推进，更得到边地督抚大臣的高度关注与强力推动，中央和地方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边地学务发展的格局，旨在达成合满汉蒙回藏苗夷为一体、以汉语文和汉文明沟通融合蒙藏回诸民族言文思想的民族国家建设目标。这一转型起步，尽管在各边地的进展与成效并非整齐划一，但却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实践意义和思想启迪。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对内民族主义思想,提出了"五族联邦制"的构想,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情况,采取"柔性政策之羁縻",从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质所限,其对外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对内也违背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     

康区余氏蒙古族初探

本文以<余氏历代家谱>为依据,结合有关史料,以"蒙藏关系"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余氏蒙古族的渊源、进入康区的原因以及在康区的事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证和描述,清晰地展示了一支入居藏区长达300余年,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却一直寂寞无闻的特殊蒙古族群体的历史脉络,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丰富了蒙藏民族关系的研究.     

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土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兼论游牧与农业地域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互动

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之仰华寺与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会晤,并皈依了藏传佛教。青海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僧众来往与蒙古各部落与西藏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藏传佛教必然会对甘青地区的土、蒙古等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土族社会并渗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认为一方面它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土族社会的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土族地区的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一些土族的高僧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著述与宗教实践,对加强土、藏、蒙古、汉等民族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文化互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真假六世达赖是蒙藏各政治势力斗争的产物

黄教的纽带,促使蒙藏关系的发展。由于黄教在蒙藏民族中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西藏和蒙古的黄教信徒,崇拜黄教首领达赖喇嘛,加以神化,成为偶象。蒙古、西藏封建贵族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都想把这一偶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蒙藏各政治势力,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在西藏的政治舞台上大动干戈。看起来是维护真六世达赖,反对假六世达赖的斗争,虽然是披上一件宗教的外衣,实际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政治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云变幻,在蒙藏政治关系史上留下了令人难解的一页。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仅从蒙藏各政治势力掌握六世达赖这一偶象展开的斗争,发表一点见解,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皇太极时期“盛京”之名的多重意蕴

据档案史料,“盛京”在蒙藏文化语境中被视为“莲花盛开之城”,是“莲花净土”。“莲花盛开”象征佛教法运兴隆,这赋予了“盛京”原本汉语和满语意义上没有的内涵——“佛国”。由于蒙藏民族信仰佛教,定都“盛京”之佛教意蕴,以及在盛京修建实胜寺和四塔四寺等一系列活动,也是皇太极以佛教凝聚蒙古和西藏,形成对“大清”的国家认同。     

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

西海“流虏”是指经常往来于蒙古草原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部众,他们为护持藏传佛教而频繁来往于蒙古与青海甚至是西藏之间。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密切了蒙古与青海西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格鲁派在蒙古迅速普及并在西藏占据了优势地位。从长远来看,流虏”对蒙藏关系的沟通为清朝进一步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清代黄河上游地区民族格局演变浅探

黄河上游地区指甘青宁三省区和内蒙古一部分，这里是我国北方农耕区与北部和西部牧业区的交汇地带，很早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多元文化交汇融贯、并行发展的区域，入清之际更显示出各民族“大杂处、小聚居”的特点。汉、藏、蒙古、回、撒拉、东乡、保安、土、裕固等民族中，汉、藏、回民族分布地域最为广泛，成大网络大轮廊，蒙古、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族则散处其间而有迁移变动，为此引起主客民族活动地域再变动。这就直接促成了居住地区民族格局的演进，奠定民族分布状况，并日趋稳定。一蒙藏牧业区主要居民的分布格局1、明清之际顾实…     

俺答汗代三世达赖喇嘛求封事宜考

在蒙藏关系史上,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的会见往往被作为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的标志性事件。文章拟用新发现的汉文材料,就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会见中之俺答汗代三世达赖喇嘛请封这一事件做一详细考证与说明,以此来说明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会见其实是蒙古、西藏与明中央政府三方互动下的产物。     

青海蒙藏部落地域变迁

蒙古族与藏族部落由于相同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使其部落的牧地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本文通过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以及藏族部落的地域变迁的研究,认为导致这种变迁,除了历代中央政府治边政策的原因外,蒙藏两族部落分布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也是造成其部落地域变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