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治吏与知吏

近一个时期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就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重要讲话,党的组织部门也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吏。关于治吏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之初就有过重要论述。他在同一位历史学家谈话时曾这样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围,四围不张,国将不国。”毛泽东同志把治吏问题提高到     

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韩非子“以法御臣”的治吏思想建立在“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它具体包括 :以法治吏、选贤任能、明乎职责、赏罚分明、手段神妙等几个方面。其治吏思想在制度规范官吏行为、树立官吏的威信、重视领导艺术、发挥官吏能动作用等方面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辽朝与唐朝监察制度比较研究

唐代的监察机构已经扩大化、完备化、独立化,监察官员的地位提高,监察活动法律化,对后来的封建政权的监察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辽朝建立后,即采用唐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表现在监察机构的建立,监察准则沿用“六条问事”制度,进一步扩大监察官员的职责与权限,包括治吏、治狱、治监、治民,形成了较为有特色的监察制度,这对提高统治效能,巩固皇权,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法家的＂以术治吏＂与企业的刚性管理

从人性的高度上揭示法家"以术治吏"的理论基础是本文的主要特点之一.与此同时,还详细论述了法家的"察奸之术"、"防奸之术"和"除奸之术"等,并且进一步对法家"以术治吏"的刚性管理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西汉少吏的时代转型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汉书》可考之史实为中心

汉代"少吏"指官僚群体中位居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受汉代用人之制、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变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汉时期的少吏有一个从"文法之吏""儒化之吏"到"吏化之儒"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这一方面反映出对秦时以法吏为主之弊的渐进式调整,另一方面又可弥补不谙吏事、不达时宜的儒吏之弊,从而使汉代官吏形成儒法兼通的历史格局。此外,汉代社会还给予少吏晋身的通路与保障,使得众多少吏得以渐达官僚结构上层;而这类官吏的参政不仅可保证施政的正确性、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而且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并有效治政。     

抓住关键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依法治国关键”研究综述

在“依法治国的关键”问题上,学界争议颇多,已形成了“依法行政”、“依法治权、治吏”、“依法治党”、“宪法至上”、“依法办事”、“法律监督”、“司法（执法）公正”、“法律意识健全”、“反对司法腐败”、“制度更新”等十多种观点。     

论清代蠹吏

官与吏。合言则通,分言则别。官吏,泛指在衙门中供职的各类人员。官,宣也,管也,即衙门中发号施令之人;吏,理也,治也,即衙门中供官驱使的办事之人。本文拟对败坏清代官吏办事成绩的吏,略抒己见,以补论清代吏治只谈官不谈吏的不足。清初,陆陇其尝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①清代蠹吏挟例以乱政,殃民以牟利,已成为当时政治的一大弊。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清代不仅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而且形成了庞大的蠹吏群,而吏之人数尤千百倍于官。吏之“秩愈卑而权愈重”,其危害亦愈演愈烈。晚清的进步思想家冯桂芬惊呼:“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②这是清王朝政治腐败的特点,也是封建官僚制度衰败的征兆。因此,研究清代的蠹吏,自是剖析封建末世政治腐败的题中应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论北魏法制建设

本文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论述了北魏法制建设,认为北魏法律萌芽于猗卢时期。建国后,经过拓跋珪、拓跋焘,拓跋浚,元宏、元恪、元修六代皇帝八次修订最终完善和系统化,在中国法制史上起到了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特殊作用。由于北魏统治者比较注重执法,量刑“务在平当”、判刑力求审慎、执刑去除野蛮之制、注意教诛并行,纠查官吏的执法不轨行为,常亲自断狱,井将法制建设与农业生产结合,推行遣囚赴耕制,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和民族自身的进步。     

论秦汉的吏役制

吏役制度在秦汉时已出现。《史记》、《汉书》均有秦时吏卒繇役屯戍的记载。到汉代,吏役制度的内容可以考知者有五:1、为封君“给输”;2、轮流到中央官暑或中央设在地方的官暑给役;3、从事官府矿冶生产劳;4、守冢庙;5、服兵役。秦汉以来小吏(百石秩以下)的地位极卑末,以至吏卒、吏客、奴吏、僮吏(或吏僮)连称。私家也可像蓄奴一样蓄吏,称为私吏或家吏。吏的来源有二:官府强迫征召;自愿为吏,自愿为吏者,大多出于寒。一经被征召为吏,不得抗拒。东汉时,一些有志节的知识分子不愿为吏,想方设法逃避,形成“避吏”之风。一旦为吏,就要著名于“吏录”,未经长官批准,不得任意解除。     

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其属官有司马、从事等.此外,西汉时期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其它羌吏,年代跨度从宣帝一直到西汉末.西汉王朝最晚从宣帝开始,就在西北边疆羌族地区建立了包括护羌校尉以及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护羌、治羌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唐代以法治吏的经验与启迪

唐王朝的治吏,以法律严密、监察体系健全、惩处力度严厉而著称于世。这个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繁荣昌盛顶峰的朝代,在以法治吏方面进行了大量立法与司法方面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的治吏机制。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谈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吏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是“王法”，体现的是皇帝的权威，民众是经过官吏的中介得以知晓“王法”的，因此，社会权威的确立，都是“以吏为师”的，一切政令教化都从官吏那里开始布达于社会民众，不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都是由官吏来执行的，而官吏们能不能首先据德守法，就成了“王法”能否贯彻执行的关键，所以说，依法治吏是执法治民的起点。中国历史上出于这个思想，把官吏比之为“民之父母”，作为地方长官应以“民之所好好为，民之所恶恶之”。同时，代表王权的法律对于不能辅佐王权…     

《为狱等状四种》中的“吏议”与“邦亡”

整理者认为《为狱等状四种》中“吏议”的主体为县吏,然县吏似无权参与案件的审判,而直接听命于郡守的都吏是有断狱和向廷尉奏谳的权力的,故“吏议”之主体当为都吏。一般认为“邦亡”指逃出国境,然从《癸、琐相移谋购案》可知秦人逃亡到南郡被定为“邦亡”罪,而案发时南郡早已划入秦版图之中,故知“邦亡”当为逃离秦故地,而非逃离国境。“邦亡”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秦国特有的称谓,秦统一后该词未见于文献之中。     

韩非论官吏与法的关系探析——兼与儒、道、墨、前期法家比较

韩 非对官吏与法的 关系,态度十分 明确,主张官吏绝 对遵守现实君 主法,并系统 地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以法治吏的 思想,即君主对 官吏进行法、术、势 全方位的治理 ,使官吏不敢 违法,不得不守法并 乐于守法。韩非 的这种以法的绝 对权威治理官 吏的思想,是对儒 、道、墨三 派主张官吏相对 地遵守君主法思 想的批判,也是 对前期法家零散 的以法治吏思想 的继承拓新。     

依法治国的重点与难点:依法行政的五大问题

依法治国的重点与难点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落实到住有赖于五大认识与实践问题的解决:全体国民、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必须提高;依法治国重在治吏、而不是治老百姓的行政理念必须凸显:严格依法行政必须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保障依法行政必须制定有关行政程序法律,提供法定的基本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是加强依法行政监督检查的关键。     

传统吏道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现实启迪

吏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概念,其本质是吏道观念系统对吏治实践规则的决定,是为政观念之主观见于为政实践之客观的认知与行为范式,是由一定的政治观念系统所决定的政治行为规范。传统吏道的内涵可从自然起源、历史演化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寻求依据。传统吏道包括“散点织锦”与“纵深分布”双层结构;吏道的具体运行轨迹主要有二：一是由表及里,二是由内而外。传统吏道具有四大特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平民化与精英化的对立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对立统一。吏道的内涵决定了吏道的结构、运行与特点,是吏道的核心。中国传统吏道对于现实社会具有启迪作用。     

宋代州级公吏制度研究

两宋时期 ,地方官僚机构中朝廷命官的数量并不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在州府之中 ,地位稍高的吏人负责官物的督征与押运上缴、协助官员办理刑狱诉讼、管理账簿等政务 ,并监管下等公吏。地位较低的公人奔走于各官府之间 ,承办各类杂务 ,并接送官员、掌管官库出纳等。州级公吏人数众多 ,在地方行政运作中影响广泛 ,其权势的增长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任用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等 ,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