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的宗法统治

吐谷浑经历着游牧民族一般具有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宗法奴隶制社会 ,并在中原王朝及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

本文就一些青年藏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中的古族"阿夏"(va-zha)并非与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同源,也非吐谷浑之藏文族名的看法进行讨论。从藏文史籍关于阿夏早于吐谷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关于藏文文献出现"吐谷浑"名称问题、关于藏族来源"四氏族"、"六氏族"传说与阿夏族源的问题,以及藏文史籍"阿夏"一名的由来问题等四个方面,论证中外学者一般均认为"阿夏"即"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历史事实。     

唐代吐谷浑族迁徙考论

吐谷浑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吐谷浑的迁徙原因多样,但大多与吐蕃的战争有关,几乎每一场战争过后,都有部分吐谷浑人迁至唐朝的边州或境内。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以文献为依据,从史实出发,对唐代吐谷浑族的迁徙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     

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以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为依据,将近年来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所发现和发掘的一批墓葬分为吐谷浑时期和吐蕃时期.根据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而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主体属于被征服后的吐谷浑人.     

吐谷浑亲族与部族的关系探微

自吐谷浑建政以来,在其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吐谷浑亲族和羌人部族的两大势力集团,经过数十年的相互摩擦、碰撞、斗争,逐渐消除了吐谷浑亲族和部族间的矛盾冲突,开始相互认同、相互融合,这不仅加强了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而且其开始走向对外发展;发展中不断吸纳新的部族,逐渐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探析

在整个吐谷浑三百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特别是前期,很少看到吐谷浑因内部矛盾而陷入危机的现象。然而,自第十一代主慕利延起,吐谷浑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纬代事变的发生,使吐谷浑几乎失国。本文通过对吐谷浑历史史料的排比、梳理和分析,提出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积累、演变到凸现的过程中,折箭遗教是其肇端,纬代事变是其最突出表现,并提出正是由于吐谷浑后期内部矛盾的不断升级和频繁化,最终导致了吐谷浑的灭亡。     

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及影响述略

本文论述了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和影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内地的吸引力是吐谷浑迁徙的主要原因。吐谷浑的迁徙,加快了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了迁入地的畜牧业生产,同时经过多次迁徙,吐谷浑本身的文化习俗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迁,以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     

吐谷浑“赤水”及吐蕃求“赤水地”考辨

“赤水”一词屡现于吐谷浑史迹中，学界一度将“赤水”与“赤水城”“赤水戍”混谈，直至目前，将“赤水”固化地视为河流或城池的观点仍然存在。文章分别对吐谷浑政权发展过程中“赤水”“赤水戍”“赤水城”的地望和内涵进行梳理，发现“赤水”地望在吐谷浑、吐蕃政权时期的内涵和指代均不相同。“赤水”在吐谷浑政权初期实为洮河流域地区“赤水羌”所居地，北魏至北周期间，吐谷浑一直视该区域为旧土并不断有“还旧土”的尝试。经历不断西迁之后，“赤水”在吐谷浑史中开始以“戍”或“城”的形式出现，符合吐谷浑诸部走向建城定居的发展趋势，其地望在黄河以西、青海湖以南地区。进入隋初，原先的“赤水城”可能因为战争一度被吐谷浑政权放弃。唐代史籍中，“赤水”专指河流而非城池，疑为沙珠玉河以北地区某条河流的名称。该河流或发源于赤岭，向西南方向流入“赤海”(苦拔海)。吐蕃灭吐谷浑后所求的“赤水地”实为唐代出入青藏高原军事和交通要道的咽喉位置。“赤水”在汉文史籍中以“旧土”的代称、区域概称、城池名、河流名的形式出现并逐渐模糊化。明晰“赤水”在史料中的模糊记载能丰富吐谷浑史、吐蕃史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融提供鲜活的史实和可...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京族祭祖习俗的延续与变异——以广西东兴市山心村为例

近些年京族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但鲜有学者专门研究京族的祭祖习俗。作为我国西南边陲唯一以海为生的少数民族,京族有家祭、墓祭、亭祭三种祭祖形式。家祭和墓祭是“同宗共祖”观念下的同祖共祀,为理想型的祭祖活动,且墓祭的组织形式鲜明地展示了血缘共同体的基本结构。而哈亭的“诸家先灵”之祭祀为异祖共祀,为传统祭祖方式的变异类型,是京族先民根据意识形态模型建构而做出的适当调适,从而使京族地区的祭祖习俗呈现延续和变异的特征。与同祖共祀相比,异祖共祀则侧重于形成横向联盟式的共同体认同。这与京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团结与稳定。     

唐蕃松州之战探微

松州之战是唐蕃之间的一次小规模冲突,是唐蕃直接重视对方的开始。正史描述松州之战时,称唐方"大捷"。事实上,吐蕃军队达二十万之众,受到唐军偷袭,损失千余人,就撤军回蕃,难免不让人重新审视这次"大捷"。战后,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唐朝势力逐渐退出吐谷浑,吐蕃取代了唐朝在吐谷浑的地位。唐朝失去吐谷浑,不仅失去战略缓冲区域,而且也将难以保证西域交通的安全。因此,松州之战使唐朝失去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国家认同的隐喻:广西左江流域伏波信仰与班夫人信仰共存现象探析——广西伏波信仰研究系列之一

左江流域广泛分布的伏波庙是百姓对东汉马援南征交趾的缅怀,当地流传着班夫人献粮助军的故事,民众为她立庙祭拜.左江流域伏波庙与班夫人庙的分布基本上是相互对应的关系.伏波庙的兴建及重建,表明了人们对马援南征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以及推动汉文化南传的历史功绩之肯定.班夫人捐粮助军的行为应该是当地百越先民自发助军行为的折射,反映出百越先民对马援南征的拥护与支持.班夫人与马援同祀现象是百越先民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的反映.伏波庙和班夫人庙并存现象背后是地方社会对国家认同的一种隐喻.     

汉族祖先崇拜的人类学研究

祖先崇拜通常是指一种信仰,即相信去世的亲人的灵魂对活着的人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多数是指好的积极的方面,如保佑,庇护等等,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方面,如果家族中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人们也会认为是祖先对后人施加惩罚。祖先崇拜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观念中,会有仪式的举行来实践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对汉族小家庭和大社会的建构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析苗族“鼓社”文化的结构及功能

<正> “鼓社祭”俗称“吃牯脏”,是黔东南苗族社会的一种祭祖大典,内容是:杀公水牛击鼓祭祖。这种杀牛祭祖的习俗在苗族社会中普遍盛行,湘西苗族称为“椎牛祭”,贵阳高坡苗族则称为“敲巴朗”。它是苗族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苗族社会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苗族“鼓社”文化源远流长苗族“鼓社祭”产生的时间早,流传时间长。关于它的起源以源于兄妹结婚的始祖传说较有代表性。传说:古时候,老妈妈生下十二个蛋,孵出十二个兄妹,洪水淹没后,只剩下哥哥“姑昂”和妹妹“卖”。     

当代农村祖先崇拜现象存在的原因解析——以湖南邵阳石村为例

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农村——石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石村祖先崇拜现象存在的原因,认为是传统的沿袭、社会环境的变革和现实世界的需求导致祖先崇拜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农村社会。     

西汉长安的“胡巫”

西汉时期，有出身北方少数民族的巫者，即所谓“胡巫”，曾经高踞接近王朝统治中枢的地位，进行过活跃的文化表演。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分析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认识西汉帝国的民族政策，对于理解双文化的多源的特质和复杂的构成，也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就西汉长安“胡巫”的存在和文化影响进行讨论，指出甚至在以往认为汉文化正统内容的皇家祭于巳札仪中，也能够由此发现可以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本文还指出，“胡巫”作为“巫蛊之祸”这一政治变局中的重要角色，在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介入上层权争，显著影响汉文化主体的引人汪目的一页。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祀典“先贤”与民间“圣母”——官民互动背景下冼夫人信仰衍变与其形象建构

通过对广东西部与海南盛行的冼夫人信仰发展衍变的观察和探讨可知,隋初作为俚人领袖的冼夫人去世后被“立庙以祀”是这种信仰的发轫,然而随着冯冼家族在唐代受到巨大打击,冼夫人信仰曾有过长时间衰微的处境。而明初冼夫人被纳入国家祀典,以及国家与乡村社会大家族的互动,最终促使冼夫人信仰在明清以后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对边陲地区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引导过程与深刻影响。     

黄土高坡托起的圣仪:陕北左村祭仪变迁研究

从时间、空间、仪式、信仰、宗教权威、参与人员等六要素考察左村祭祖仪式的变迁。认为在黄土高坡这一古老地域文化的浸染下,左村的祭祖仪式虽然在流动性愈加强烈的社会中有一些形式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仪式中所强调的血缘关系以及对祖先的崇敬始终在族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家族为主办单位的祭祖以形式之变为主,在信仰观念上仍以尊崇祖先为主导。同时,祭祖强调人伦道德,恢复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也是在相对失范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