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象寺“垛顺节”中的汉藏文化交流研究

苟象寺(■)是白龙江流域建寺年代最早、极负盛名的苯教寺院,由安多“三圣者”之象帕创建。寺内存留至今的典籍、法器、佛像、壁画、铠甲等文物,蕴藏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交往交流的文化实践内容。文章通过田野调查,认为该寺由僧人、民间宗教祭司和俗人共度的“垛顺节”(■)是苯教禳解仪轨“垛”(■)民俗化、节日化的结果,具有村落仪式和佛教“羌姆”(■)的形态特征,亦有汉藏相融、佛苯共存、僧俗共舞的特点。垛顺节中的详解春牛历、军舞、狮子舞等内容均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通过分析其具体内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来阐明汉藏文化接触、互动、彼此借鉴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藏汉文化互鉴互融的机制,以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地方性的实践支持。     

对汉藏边界汉族民间信仰中神祗和仪式的田野调查——以乐都县中坝藏族乡为例

本文以汉藏边界地区乐都县中坝藏族乡为个案,对当地汉族民间信仰中的主要神衹及其相关仪式进行了初步调查,期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觉乃藏族“塔火葬”仪式研究

“塔火葬”是甘南地区觉乃藏族最主要的葬礼仪式,仪式包括吊丧送别、诵经度亡、建塔火化和捡骨土葬,在藏传佛教火供仪式基础上融汇苯教的地方神明概念,引入汉族“烧纸盆”仪式。仪式过程和象征物体现觉乃藏族信仰的生死观念和秩序结构类型。由于觉乃藏族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生态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塔火葬”仪式作为本土文化衍生发展的产物,是藏传佛教信仰意识、苯教文化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集聚,是汉藏边界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的具象书写。历经绵长历史时期的层累、异质文化之间的借鉴与多民族风土的习得,“塔火葬”仪式的续写呈现出多元融合发展的地域性民族文化特征。     

生命周期中的身份转换：三岩藏族本命年危机与禳解仪式研究

本命年文化习俗在我国汉、藏、满、蒙古等多个民族中较为常见。在三岩藏族社会，人生中每12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最后一年为本命年。本命年被认为至关重要，会充满挫折与危机，同时意味着生命中新一轮循环的开始，含有拟死再生的寓意。本命年因而也被当地人视为诸事不顺的“凶年”,需要借助一些宗教仪式活动进行预防和禳解。12年一遇的本命年，是人们消弭灾祸隐忧、开启人生新历程的一个时间节点，生命周期中的身份转化被整合于本命年危机与禳解仪式之中。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本命年习俗、生肖文化在历史上同中原地区的有关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三岩藏族本命年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例证。     

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唐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的方式,将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藏区民间,也将藏族的苯教文化和其它宗教习俗传播到了汉地民间。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跨族际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创新——兼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的贡献

《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以民众生活为根基,以民族关系为旨归,依托汉藏民间故事类型的提炼和分析,探讨和解析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而洞见和阐释民间叙事共同体的共享性与意义。论著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汉藏民间故事、汉藏民间叙事传统交流的新观点,不仅对于汉藏文化关系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民间叙事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     

民间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比较研究

研究纳西学的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纳西族的东巴教与藏族的苯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涉及宗教宇宙观、神灵体系、祭祀仪轨、宗教法器等多方面。从文章所讨论的个案来分析,苯教的章格神、威尔玛神分别为东巴教多格神、优玛神的原型。在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中蝙蝠都是巧言善辩者,扮演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和证人的角色,而猴子被认为是污秽之物,但是,在宗教仪式中猴子又充当人类的替身。苯教文献中的“叶安战争”与东巴经典中的“黑白战争”神话故事都以战神的起源为主题,我们看到文本中关于世界起源的宇宙观也都秉承“五行说”与“卵生说”;在文本叙事结构、故事主题、神灵的名称及职能等方面苯教与东巴教有着几乎相同或一一对应的特点。最近十余年来,对甘肃、四川、青海地区发现的大量民间苯教手抄文献的搜集整理并相继出版,为苯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古籍文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为我们把握理解各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重要论述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     

平话人"土地诞"仪式及其人类学解读

土地神崇拜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农历二月初二"土地诞",通过举行土地神祭拜仪式来祈求农业丰收和地方平安.2004年农历二月初一,笔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南宁市平西村的平话人"土地诞"仪式进行了田野调查,对"土地诞"的过程予以整理、研究,并以"整体观"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对其进行观照,进行人类学的解读.试从祈福仪式的角度,分析"土地诞"的特点;从文化功能角度,分析"土地诞"的功能;从文化融合角度阐述当地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     

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形象

早在吐蕃时期,孔子的盛名就随着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远播西藏并得到藏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藏汉交界地带,孔子被看作道德圣贤,但在西藏腹地则被看作是无数算学与消灾仪式文献传承的创始者,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进而,苯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是其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徒弟和岳父、苯教的四大护法神之一;而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是文殊菩萨的弟子或者化身.不管贡则楚吉杰布与孔子的本来形象相去多远,其根本是藏民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需要,发挥自己民族思维,在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孔子形象进行认同改造的结果.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藏族“央”概念探析——以阿尼玛卿“央拉”为例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仪式文本、敦煌文献及藏文历史典籍等资料,阐述玛卿伯热(rma-chen-spom-ra)即阿尼玛卿(a-myes-rma-chen)山神在前佛教时期作为“央拉”(g·yang-lha)的神灵身份,认为正是“央”(g·yang)的世俗概念和“恰”(phywa)神的神话体系建构了阿尼玛卿等作为丰产之神的身份,这一身份的产生与神圣王权(Divine kingship)有着深刻渊源,不同于后期其作为“菩萨”而具有求赎身份,由此揭示阿尼玛卿山神的古老性并就“央”的具体仪式和神话叙述,探究了“央”仪式与藏族牧业社会物资的密切关系,并引发了“央”与“玛纳”(Mana)、“索南”(bsod-nams)(福气)等概念的延伸思考.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加强对西藏政教监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产生深深根植于中国自古就有的神判文化。神判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又叫“神断”、“天罚”、“巫术裁判”等。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     

汉藏连接地带的“大先生”——融通汉藏人心的天全中医院

在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交界的四川省天全县,有着一所誉满青藏高原东部的中医医院,老院长陈怀炯是一位有着“大医”情怀的名医,被尊称为“大先生”,藏族民众则亲切地称他是“不穿袈裟的活佛”。他领导的天全县中医院以“技术好、费用低、服务好”深得藏族民众青睐,成为融通汉藏人心的榜样。文章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大先生”及天全中医院善待藏族患者及陪护家人的种种举措、理念进行了梳理挖掘,并以此为案例,对汉藏交往的经验、特点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大先生”和天全中医院之所以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爱戴,成为融通汉藏民心的典范,一是秉持“大医”精神,“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二是对藏族群众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包容;三是以“共享”来融通汉藏人心。     

从历史文化探究汉藏族的渊源关系

每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生存、发展的轨迹和文化基因,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各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相互的渊源关系.从古至今,汉藏族共同生存于同一个地理板块,两个民族历史文化关系源远流长,许多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史前文化时期中原与西藏就开始了互相接触和影响.对民族称谓、语言、文化和生物学遗传等多个层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证明汉藏关系悠久而深厚,从而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形成历程.     

上党地区的赛社文化与民间法

山西上党地区的赛社活动源于对土地神的自然崇拜与祭祀仪式,与古代国家祭祀礼法同源,具有多神崇拜、地域性与民间娱乐性的特点。在历代国家礼法制度下,赛社活动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礼仪规则与习俗文化,不仅反映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表现了差序等级的传统礼法秩序与特殊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间法样态,对民众的内在价值与外在行为取向起到规范、引领与约束作用。     

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

本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拓展了思路,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这个古老学科和现代人文科学的接轨,意义深远。 众所周知,四川毗邻西藏,处于汉藏文化交汇带,境内藏族人口在百万以上,是仅次于西藏的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这独特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和汉藏关系的丰     

《格萨尔》中的三界及三界神灵信仰

《格萨尔》中所说的“三界”，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一是指原始苯教的“三界”现一是指佛教的“三界”观。我们要讨论的是原始苯教的“三界”观及其神灵信仰问题。藏族原始苯教把天地分为天空、地上和地下三部分，这就是所谓“三界”。认为天空住的是赞神（或者说念神），地上住的是土地神，地下住的是龙神，它们就是“三界”神灵。《格萨尔》中反映的“三界”神灵与此有所不同，天界是天神的住处，其神主是白梵天王；中界（中空）是念神的住地，其神主是格卓念波；下界是龙的住处，它的主宰是顶宝龙王。人类可与“三界”神灵沟通，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