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汉藏艺术在拉达克的传播与发展——以协寺壁画为中心

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是亚洲多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口,自吐蕃时期即与藏族社会形成紧密联系,并逐步成为西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全面调研拉达克的人文历史及物质遗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外学人对此地文物艺术的研究,倾向于构建其与印度、中亚的文化联系,却对于历史上拉达克与卫藏、康区及汉地中原密切关联的大量艺术遗存,颇为忽视。中国学者因受制于地缘及政治因素,并未对拉达克的物质遗存展开过实质性的调查与研究。作者基于对拉达克的实地调查所得,聚焦尚未刊布研究的拉达克协(?)王宫之竹巴噶举寺院内的17世纪壁画遗珍,以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通过与同期卫藏相关佛寺壁画的比对,试图探索汉藏艺术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穆索尔斯基作曲技法中的变格进行技巧研究——以穆索尔斯基的艺术歌曲创作为例

作为“强力集团”中最具有天赋、音乐语言最为激进、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19世纪的民族民间音乐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将艺术歌曲这种体裁的创作贯穿了自己创作生涯的始终,集中体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美学原则。在和声技法上,他通过对经典的变格进行的艺术化处理,融入了自身对于变格进行的理解与创新,使变格进行这一技巧焕发了新的生命。     

西康建省“划界”的争论——以1939年前后四川靖化县绰斯甲一地是否划入西康省为中心的历史文献

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成立,辖地包括康属、雅属、宁属等46个县和3个设治局,实辖36个县及县级单位、靖化县所属的绰斯甲土司之地。围绕该省属地的划拨,第十七行政督察区名山、第十六行政督察区靖化县所属的绰斯甲土司之地等均有抗争。结果是名山县、绰斯甲土司之地仍然归属四川省、未能划归西康省而结束。对于绰斯甲土司之地的划归问题,历来记载语焉不详。本文选录当时四川省政府与西康建省委员会往来公文四川省等地收藏的历史档案的相关记载,便于学界的研究。     

19世纪末环青海湖及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以柔克义考察文献为中心

在汉文史料中,清代环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一直缺少准确的编户数字。柔克义在1889和1891年的两次考察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户数,对于认识清代该地区的藏蒙人口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相关考察文献尚未在国内出版,有关研究也未能引用其著述。本文将柔克义旅行文献中有关清末环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考察记录进行归纳、考证和分析,并置入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与民国汉文文献进行比对,对清末青海方志以及民国人口调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检讨,初步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三十年代该地区藏蒙人口衰减和增长的历史因素。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祖灵与神龛——以神龛为中心的考察

神龛是苗族人信仰世界中祖先安居的一个场所,祖灵是借助神龛这一象征表达与传递苗族人的宗教信仰。苗族人通过日常对祖灵居所(神龛)的祭祀与禁忌,诠释着祖灵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与艾滋病传播——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中心

中国大陆学界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学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明确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以后艾滋病传播的深入研究起到积极意义。同时,对以后艾滋病传播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传统民居保护与修缮之我见——以碧色寨为例

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后,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于碧色寨务工,碧色寨的民居就在那时建盖。碧色寨北正街大多为一到两层、以当地石材砌筑而成的石木结构筒板瓦硬山顶民居。本文对碧色寨民居的修缮原则做了简要分析并强调修缮的过程监管和修缮过程中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保存好修缮数据资料的一些实用方法。     

传统藏纸制作技术新考:以原料植物与制作工艺为中心

对传统藏纸制作工艺的研究,前人多从实地考察的角度来对其使用原料与技术进行调查。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原料植物和制作技术两个方面对传统藏纸制作技术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部分藏文传世文献中也保存一定数量的古代藏纸工艺记录,对这些文献的文本翻译和研究,有助于补足传统藏纸制作的全貌。文章从“原料”和“技术”两个角度对传统藏纸制作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并以相对成熟的汉地造纸研究为参考,勾勒传统藏纸制作的原料使用与技术细节。具体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对前人的行记、植物志等原始材料进行搜集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藏纸原料进行归纳、总结和讨论。二是借鉴对汉地造纸技术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西藏实用工艺宝箧》等藏文典籍中保留的藏纸制作工艺进行翻译和分析,解读其中的关键步骤,并尝试发掘其中的科技史、文化交流史内涵。     

政府主导与彝族传统花灯保护——以永宁村文艺演出为例

彝族花灯曾在彝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开始将其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永宁村考察看,彝族花灯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扶助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特点,并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山海经》与东夷古史研究——以鸟崇拜为中心

<山海经>中保存着上古东夷地区大量珍贵史料,学界缘于对<山海经>神怪谬悠难信的认识,未能对相关史料寄寓的东夷上古史迹予以充分的重视.将<山海经>所记东夷地区原始宗教中鸟崇拜史料与文献、考古和民族志资料进行多重互证,揭示了<山海经>相关史料编撰的古老渊源.     

公务员制度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以云南省丽江市调查为中心

本文认为,<国家公务员暂行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存在不相衔接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实施力度,影响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本文以丽江市为例进行了论证.     

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以羌族旅游为例

中心与边缘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本文以羌族旅游为研究个案,通过中心/现代性与边缘/传统性的语境分析,再现了在旅游过程中,羌族作为地方传统性的异族形象不断被来自中心的旅游者所强化和认同,另一方面羌族自身又在不断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强化传统性的异族形象的复杂过程,从而揭示出中心与边缘在推进现代性与保持传统性的矛盾过程中对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所带来的双重影响.     

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艰苦奋斗精神——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州,红河州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勤劳、勇敢、俭朴的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时期,树立"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正确认识艰苦奋斗的时代内涵,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傣族传统纹样的表现形式与设计语言表达 ——以滇西南地区的傣族传统纹样为例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文化大省,少数民族多达25个,其中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就有基诺族、独龙族、怒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等15种.近几年来云南因自然地理风貌、独特的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迅速,旅游文化产品的比重在云南省经济发展中呈上升态势.可是现有的旅游文化产品同质化太明显,其中以傣族文化及特色为元素作为产品开发的少之又少.所以本文的研究观点是想把傣族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设计制作出新的旅游文化产品,既有新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产品形式与文化内涵,并起到宣传云南傣族文化,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性作用.     

乾隆皇帝与颇罗鼐家族——以西藏档案馆蒙古文档案为中心

文章利用作者自己整理翻译的西藏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探究乾隆皇帝和西藏郡王颇罗鼐父子之间的蒙古文往来文书,主要论证了清朝在探索治藏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如何与颇罗鼐家族互动的问题。文章认为,清朝与西藏地方世俗精英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建立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条件。     

传统商镇的行业信仰与文字习俗——以邵阳黄亭市镇为例

传统商镇是农业社会中初级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既具有农事活动的文化特征,又是初期商业文化的载体。本文是从信仰、禁忌和记数语言三个角度展现一个传统古镇各行业的文化生活。     

民族传统纺织与纤维艺术课程研究报告——以蒙古族刺绣为例

蒙古族素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其中大多数以游牧为生。蒙古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及文字,并且在艺术方面独具特色,例如,蒙古族建筑、蒙古族舞蹈、蒙古族音乐、蒙古族美术等,尤其在美术方面,蒙古人的服饰是饮誉海内外的,主要包括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独具特色的蒙古族长袍是蒙古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在袍上经常可见蒙古族刺绣绣于袍身,此外,蒙古族的刺绣应用范围极广,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家族建构过程中的认同与区分——以鄂西南谭氏为考察中心

宋元时期,谭氏已成为鄂西南地区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大姓家族,但他们在清代中后期进行的家族建构过程中普遍形成了移民认同,并在家族内部形成六大房、八坪谭、利川谋道谭氏三个不同的认同中心。虽然他们在建构不同认同中心边界的时候形成了体现相互区分的表层历史记忆,但在深层的历史记忆中,他们仍有共同的祖先认同和地域认同。从谭氏家族建构过程看,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记忆有建构性的一面,也有根基性的一面。通常,在建构的历史记忆背后还有根基性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