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出版社新书简介

1841-1842年,在西藏的阿里,爆发了一场抵御从拉达克窜入的道格拉（即森巴）侵略军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西藏森巴战争。当时,清朝驻戴大臣孟保、海朴和西藏地方政府率领全藏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在武器、装备远低劣于敌人的情况下,终将侵略者击溃,收复了失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稳定了祖国西南边疆。 西藏军民抗击森巴入侵之战,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在西藏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战绩辉煌,影响深远,但占有如此重要历史地位的战争,除在《西藏奏疏》孟保奏稿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外,其他史书却鲜有提及。本书收录了陆水林先生介绍《查漠史》中的大段对森巴战争实况的记载,还收入了几篇有关森巴战争的论文,论文的作者运用多种文字的资料,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读者对这场战争的背景、过程、影响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介绍《查谟     

有关西藏森巴战争的四份廓尔喀文档案研究——兼论廓尔喀在西藏森巴战争中的角色

1841—1842年的西藏森巴战争,即西藏军民抗击查谟道格拉人入侵西藏阿里的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在西藏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影响深远,及至于今,仍为当代学者所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或挖掘藏、汉文档案史料,或引证国外英文、乌尔都文史料,出版了诸多论著,极大推动了西藏森巴战争的相关研究。尽管如此,学者们仍感资料不足,故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相关语种资料,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近期,笔者在整理翻译一批廓尔喀文原始档案之时,找到了涉及西藏森巴战争史事的四份廓尔喀文档案。这四份档案的时事背景相同,都是在西藏森巴战争期间写成的,撰写者均为当时亲眼目睹森巴入侵西藏地方全过程的廓尔喀军官。由于作为第三方的旁观视角,这四份廓尔喀文档案记录的内容比较客观、真实,对深化研究西藏森巴战争极具史料价值。文章在译注这四份廓尔喀文档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英藏汉等语种文献,考察了关于森巴入侵西藏地方的主要将领、关于森巴侵略西藏地方的初期军事活动、关于廓尔喀王派人与森巴将领佐尔阿弗尔·辛格联络的情形、关于廓尔喀援助西藏地方之事等问题,最后还探讨了廓尔喀在西藏森巴战争中的角色问题,认为在对西藏森巴战争的态度上,廓尔喀无意...     

近代中英关于西藏“宗主权”的交涉

20世纪初,英国以仅承认名义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事实上视西藏为“独立国”作为策动西藏独立的策略,持续近50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清朝、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决反对英国的“宗主权”谬论.中荚交涉西藏“宗主权”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制造独立的斗争.     

1913～1933年西藏上层的政治抉择

清末民初,在列强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西藏地方谋求“独立”的倾向是在英国殖民势力的利诱与挑唆下产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元月返抵拉萨重掌政教大权,1933年12月圆寂)民初“亲英”的政治选择与时局及他所处环境的影响密切关联,但这种与中央疏离的政治取向显然助长了英国欲将西藏纳入殖民体系的气焰,却违背了中华民族寻求统一的强烈意愿.其执政晚期的政治转向对于承继和延续自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所保持的统属关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性质

“查办藏事”是西藏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改善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推动近代西藏社会的前进,对巩固边疆,阻止帝国主义继续入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面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种种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政策,考虑自己在西藏地方的主权问题。在一九○四年与英国谈判中,外务部就     

蒋介石抗战期间应对西藏危机之策

1942年,英国唆使噶厦拒修抗日战略运输线——康印公路,擅设“外交局”,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抗战大局.蒋介石启动了对藏军事计划,施压西藏地方当局,同时命令外交部与英国交涉.英国内阁没有因为与中国是二战盟国,就放弃干涉中国内政.1943年,丘吉尔首相在太平洋会议上更公然宣称西藏是“独立国”,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严正交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民国时期英国驻拉萨代表团的设置及其活动

民国时期,英国为加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和控制,几经努力终于在拉萨设立了代表机构,即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并千方百计地谋求该机构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变成“常驻”的外交机构,直至改为印度代表团。在此期间该机构在西藏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极大干扰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和治权的恢复。     

18世纪末的廓尔喀战争对清朝施政西藏地方的“鞭策”

纪末廓尔喀王朝对中国西藏地区的两次入侵打破“康乾盛世”时代下清朝鲜少有外朝入侵的格局。两次廓尔喀入侵战争,从战争规模上,战线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不能称之为“大战”,从1788年至1792年,除暂时和平的一年多外,此二次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战争,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治理西藏和自身统治中的缺陷。本研究从两次廓尔喀王朝侵藏论证此战争对清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作用”。以及强大统一王朝对维护祖国主权的决心、行动和两次廓尔喀战争给予我们的现实意义。     

未公布档案文件所反映20世纪初叶的俄国与西藏——《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汇编(1900—1914)》序言

该文为《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汇编(1900—1914)》的序言。首先简要介绍了20世纪初以来俄国(沙俄、苏联、当今的俄罗斯)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对西藏问题的研究情况;继而介绍了本档案汇编所收文件,以及文件所反映的事件,诸如,沙俄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非法来往;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出逃外蒙古,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达赖喇嘛是移居俄国,还是返回中国做出的安排;英、俄背着中国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西藏协定》;俄国干涉中国清政府废黜达赖喇嘛名号;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辛亥革命爆发后的西藏局势;中华民国大总统颁令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国领土;阿旺德尔智策动西藏独立并与英、俄建立外交关系;华侨团体通电要求向西藏和外蒙古派兵保卫边疆,以及英、藏、中三方西姆拉会议等。     

大屠杀、含米特理论、族群身份以及其他--由《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所想到的

西方殖民统治及其意识形态构建和固化了图西与胡图两族群之间的边界,并以种族化的方式定义了两个族群之间关系的性质。胡图与图西,由殖民时代之前拥有同一个父亲的兄弟变成了殖民时代的“优秀”的外来(alien)“含米特”种族与低劣的本地(indigenous)“班图”种族。后殖民时代,图西与胡图对彼此和自身群体的界定,也深受西方殖民统治及其种族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泰晤士报》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关注和态度

1949年9月至1951年12月,《泰晤士报》持续关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昌都战役发起前后,它关注西藏的法律地位,声称西藏是“自治”的,指责人民解放军进军为“侵略”.昌都战役发起后,它关注人民解放军进军、谈判举行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与实施.它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条件是西藏自治得到尊重”.但是,它所说的“自治”和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本质上不同.它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顺利恢复了治藏主权,因而宣称十七条协议是强加的.它虽然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必然趋势,却又幻想地称“要清楚地说明中国重新恢复对西藏权力的结果,为时尚早”.这一切反映了它作为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英国的主要喉舌在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面前的无可奈何.     

清末西藏邮政开办始末

近代中国邮政的正式成立 ,始于 1896年中国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Ｒ·Ｈａｒｔ,英籍人 )兼任总邮政司 ,下设邮政总办专司。“大清邮政”开办初期 ,仅在我国东部地区各通商口岸先后设局通邮 ,后来逐渐向非通商地区及内地扩展 ,继而形成全国邮政网络。中国海关在西藏开办邮政 ,是在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之后。 190 3年 12月 ,英国侵略军越过藏锡边界进入西藏 ,翌年 8月英军侵占拉萨 ,强迫西藏地方与其签订了所谓的“拉萨条约”。其后 ,英军虽然撤出拉萨 ,但却军事占领了卓木 (即春丕谷 ) ,在江孜留驻军队 ,并于卓木的春丕 …     

读《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书后

印度教授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写的《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一九七四年在加尔各答出版,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主要讲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会议同围绕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中印边界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一九五○年的朝鲜战争和我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本文所谈仅限于第一部分,特别是《麦克马洪线:从神话走向现实》和《印度东北边境:英国的遗产》这两篇论文。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三品僧官和全权代表、沙俄政府驻拉萨的政治密使俄籍布里亚特僧人阿旺·德尔智的活动(1888-1910)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既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三品僧官和全权代表、又是俄国政府驻西藏政治密使的俄籍布里亚特僧人德尔智,无论在西藏僧俗上层,还是在俄藏关系中,都是举足轻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本选译记述了德尔智的出身、经历和1910年以前的主要活动,诸如,1853年德尔智生于俄国外贝加尔省霍林,自幼入寺为僧,1873年(18岁)冒充我国外蒙喀尔喀人前往拉萨学经,1888年(35岁)获佛学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随即被举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与达赖朝夕相处;1895年达赖喇嘛亲政后,德尔智成为他所倚重的政治智囊,受到重用,被提升为三品衔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德尔智利用一切机会向达赖喇嘛、摄政等高官,灌输“亲俄”、“联俄”思想;为抵御英国侵略,达赖喇嘛派遣德尔智于1898、1900、1901和1906年秘密出使俄国寻求保护,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并与俄国外交大臣等政要举行会晤;1901年德尔智被沙皇政府任命为驻拉萨政治密使以后,完全按照沙皇政府意旨行事;他还力促俄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建立“正式”关系、建议沙皇政府在西藏设立领事馆,并采取步骤加强对蒙、藏的影响,在文化、经济方面对蒙、藏进行和平征服,等等.此外,本选译还记述了英军入侵西藏和在西藏的暴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摇摆等.总之,本选译记述了俄国插足中国西藏,向西藏伸张势力,同英国争夺西藏等情况,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档案史料.     

冷战视角下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美、印、苏三国的角色与行动比较

二战后,随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国际关系进入冷战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美国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围绕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构成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获得民族独立不久的印度,全盘继承英帝国主义的殖民遗产,在加紧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也在十四世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印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苏关系经过一段“蜜月期”后,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友好关系逐渐破裂。苏联在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及边境冲突上采取支持印度的立场,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美国、苏联对作为“中间地带”国家代表印度的争夺。通过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和边境冲突可以看出,两个阵营、两极理论并不能恰当地解释当时的国际关系,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划分更加符合当时的国际现实。     

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宋人称生活在西南羁縻州县之外的溪峒民族为“生蛮”,其生活区域被称为“生界”,这主要是为了区别交纳赋税的省地熟户.大致来说,宋朝政府将西南少数民族群体划分为生、熟两大类,这种主观上以“差序格局”观念区分西南少数民族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或维持其在西南地区的主权.但生、熟蛮及蛮汉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几乎抹杀掉两者生存环境的差异,熟蛮异化与生蛮归化,致使生界在其变化过程中模糊不清.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宋代文献中的“生界”,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称谓,而是一个融合了政治文化的族群边界,一个融通了价值判断的文化界线.     

近代媒介视野中的“珠穆朗玛”：作为边疆镜像的想象与竞争——基于藏文典籍、《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报刊的对照审思

边疆治理历来是国家主体性建构与主权宣示中的重要一环,对边疆不同的认知和定位决定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布防施策,也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本文选取我国“珠穆朗玛”这一重要而独特的边疆意象,以宗教典籍与清代舆图中的相应记录为背景,分析爬梳新中国成立前英国《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中英文报刊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借助公开报道对我国边疆意象的易名与话语先占,西藏民众基于宗教文化想象的“抵抗式沉默”,与我国近代报刊以紧跟西方动向和输出文化想象为主的报道手段,均表明相应主体对观念建构主权想象的认识不足,这也导致近代我国落后于国际话语竞争之局面。本文认为,媒体报道作为一种询证文献,是对特定时期历史语境与话语张力的生动记录。着眼当下,媒体报道服务于国家治理与观念建构的突出作用亦愈渐显明。对此,国家应全方位注重各类史实的采集与辨析,并以智库建设的高瞻远瞩创新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边疆话语及其表达机制,以抢占我国事实性边疆的先声权。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20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