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乡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的政治素质,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引起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此法何以有如此魅力,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呢?无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村组法》规定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村委会是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用法律形式将四大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这种基层民主形…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     

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出路——兼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农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现代乡村治理机制正在发育形成.但实践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和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的地方.目前公布的<村组法>修订草案应当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以期推出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实际的、切合基层民主要求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农村基层自治法律,有力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规范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自组织的可行性探析

我国农村社区自组织是按照社区自治原则设立,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前普遍存在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低,社区自组织动力不足和自治能力不强以及社区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必须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路径,而社会工作恰好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分析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探究其介入的可行性,必将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的发展进程。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总体思路与具体构想

从近期来看,制定村民自治组织法比制定村民自治法更为可行。如果尚不能出台村民自治组织法,那么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则是当务之急。在这两种情形下,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都十分必要。另行制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组织办法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村民自治法尚不能出台,则该办法能够与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新制定的村委会选举法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村民自治组织法律体系。从长远和现实考虑,制定乡(镇)村关系条例都必不可少。目前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村务公开条例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政策基础。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村民自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今年6月1日起试行,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广西是全国最早出现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和最先把村民委员会改设在自然村的省区,现已建立村民委员会六万九千九百多个。究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村民委员会,到底按什么样的模式、标准,去组建它、对待它、要求它,这是能否把村民委员会建设成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城乡统筹视野下乡村治理模式探析——以重庆市为例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现下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作为城乡统筹建设的试点之一,在城乡统筹发展这一大环境下探析基层治理的结构,以寻找提升基层城乡统筹发展能力是极为必要的,不仅仅有利于找到重庆"三农"问题的有效杠杆,也为国家其他地区在这方面提供某些先进的借鉴经验。文章从重庆市乡村治理的现状作为出发点,分析了当前该市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对于今后的治理发展提供了合理建议。     

深入基层治理实践 探究城乡治理理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袁方成教授访谈

基层治理研究是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而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袁方成教授深耕城乡治理研究多年，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访谈从袁方成教授的学术生涯展开，关注袁方成教授对乡镇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心得与最新观点，进而就研究方法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深入探讨，致力于推动城乡治理研究的深化。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问题的分析

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指农村群众以宪法法律为依据,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依靠基层群众自治的载体——村民委员会,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民主形式。它源于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90年代,是基层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途径。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高层引领基层民主的发展

1987年3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时,彭真同志发表了即席讲话,明确地提出了“上下结合”（即上下联动）——加快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路径。20多年过去了,以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为标志的基层民主受到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的普遍好评和赞誉。因此,在中国民主发展的取向上,人们一度根据当时基层民主发展的形势,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历史考察

<正>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是我国人民的独创.在国内,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国外,它得到许多友人的高度赞扬,被称为"东方的经验".那末,它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本文谨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历史进行初步考察,试图对这一问题作简略回答.我国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而产生发展的.早在大革命时期,它开始萌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所发展;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肘期,已具雏型,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