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存在高度的耦合性,两者的产生都是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具有相同的战略意蕴;数字技术的赋能可以有效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内在规定性。因此,以探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举措为主线,从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内部变革、强化外部保障等三个方面来建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农业绿色转型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本质上讲,农业绿色转型是“减排”和“增效”协同的过程,强调农业生产应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其理论目标定位于化学投入品减量、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生产效率提升和农民收益增加。从农业粗放式发展到农业精细化发展再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农业绿色经济增长战略实现了从“为增长而增长”到“为发展而转型”的重大突破。但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当前中国农业绿色转型依然面临化肥、农药利用率偏低,耕地质量和数量“双压”,投入产出要素存在冗余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大等诸多现实约束。因此,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特征出发,可通过构建化肥、农药减量多主体协同机制,建立保全耕地质量和数量专项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以及创新农民增收渠道等举措,加速推进农业绿色转型进程。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一业带百业”效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方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以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以及强化数字文化金融支撑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变革性影响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驱动传统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数字化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金融业转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是一个潜在持续的过程,数字金融发展在为传统金融业创新与转型带来新机遇的同时,金融新业态的产生以及金融活动的复杂化,使得传统金融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应充分重视数字金融发展的深远影响,以惠民利企为原则,统筹谋划,积极布局,推进金融业态、金融模式和金融监管的变革升级,解决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数据使用与数据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间的平衡问题,助力传统金融业通过高质量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推进路径与现实挑战

我国正处在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农业数字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和重要内容。当前，数据要素赋能农业生产，通过智能化技术变革生产营销方式；重塑农业组织结构，推动农业组织结构网状化发展；整合农业产业链，实现信息共享和生态位调整。可以说，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引领农业要素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则是以农业现代化生产为目标，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推动消费方式变革；以整合农产品供应链为目的，推动经营方式革新；以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变革；以组织化水平提升为基础，推动能力变革。未来，农业数字化转型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应严格落实好农业数字化发展规划，宣传推广典型案例，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推动数字经济与本地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应鼓励数智经济企业利用其丰富的开发经验和数字技术实力，加快农业配套应用的开发；应注重在生产端和营销端提升农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更公平地享受农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红利。     

耦合与调适：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何以行?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集物联网、智能管理、农业自动化等于一体的新兴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接续乡村振兴、融合乡村产业、赋能乡村综合治理、提升乡村数据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数字乡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引擎。当前，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中还会遇到技术障碍、技术差异、技术鸿沟、技术堕距等张力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针对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遇到的突出问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耦合调适功能，通过健全共建主体利益联盟、建立城乡数据耦合机制、提升数字包容优化路径、建构乡村新业态最优化等措施，不断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产品数字化对服务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由网络和信息技术而掀起的数字化革命,使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由于产品的数字化而具有了可贸易性。服务产品数字化对服务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生产完全数字化服务产品的企业倾向于采用出口或者出口与用户许可相结合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生产部分数字化服务产品的企业倾向于采用独资或者独资与许可经营相结合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在服务产品数字化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也产生影响:文化差异、政府管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东道国互联网设施状况等和专有知识、企业规模、进入目标及外包等。为了吸引生产数字化服务产品的跨国企业进入我国,我们需要在影响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内、外部因素上下功夫。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农业发展导向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全面推进期,也要适应并遵循这一趋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在推进高质量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包括要辩证看待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认识到质量提升的长期性以及要紧跟市场需求把握质量等。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农业生产经营,除了针对农产品质量而言,还应包括生产经营体系质量和产业效益。因此,需要从壮大农业农村优势产业、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增强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和建设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等方面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问题清单与行动框架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为了确保巩固乡村脱贫攻坚与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需要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加以透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民生引领、品质共享”为价值导向,构建“多主体合作、动态化调适”的主体结构,发挥“精准供给、供需耦合”的功能效果,以“技术引领、规则协同”为驱动过程,实现“服务高品质、治理高效能”的目标结果。然而,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缺乏高效的联动融通、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不足、数字化赋能水平较低、质量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全过程质量治理理念,全面实现全主体高效能的联动融通、高品质服务的全流程追踪以及网链性制度结构的全周期改进,以此助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决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收入分配能够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平台高效率交换能够促进乡村在线交易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居民数字化消费能够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缓解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难题、促进了乡村交换模式的转型、助推城乡消费新模式的形成,但还存在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生活体验差距不断扩大、乡村基础设施资源交换不充分、乡村数字化消费模式发展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应进一步整合数字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体系,强化资源分配均等化;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建设乡村在线交易平台;推广乡村线上消费,助力乡村消费升级换代。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目标导向的高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策略设计与实践推进

高校教学数字化转型是推进教育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宏观性的理论指导,也需要具象化的目标导向。在高校教学领域推进教学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以目标管理理论的目标导向开展顶层设计,借鉴成果导向教育反向设计机制细化内容的要求,可构建围绕教学培养体系的可量化、可评价的数字化目标体系。基于这一目标体系,以目标导向开展组织、管理、评价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双闭环评价质量管理机制,是防止转型过程背离教育规律、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双重视角

基于2017—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媒体关注度和高管过度自信两个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两条路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二,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媒体关注度影响企业ESG表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企业提升ESG表现,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长期资本配置效率,是当今复杂多变和高度不确定情境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从信息效应的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数字化转型维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会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资本配置时的过度投资倾向;（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降低行业和企业层面决策信息不确定性,进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但数字化转型并不能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3）在数字化转型的细分维度上,业务和组织流程上的数字化赋能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技术产品的数字化赋能并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以其开放、平等、创新、协同、共享等特性,对个人生活、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将互联网看作继市场和政府之后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可通过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有效集合生产资源、整合闲置资源、聚合优质资源和特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分析了互联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服务方式、治理方式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驱动下,现阶段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农业,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     

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也对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09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果在经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发挥平均工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对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分配效应具有启示意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研究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融资约束产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配置理论以及世行2012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方法检验了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路径。研究显示,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对缓解融资约束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以及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后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上,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将小微企业经营流水等软信息转化为硬信息(即信息显化效应),而且能够改善小微企业盈利能力(即资源配置效应)。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参股和服务行业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缓解非国有参股、制造行业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边际效应更大,且融资约束缓解类型主要表现为自我融资约束。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

企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出版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例，通过探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阐释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并以此提出政策建议。以出版企业为代表的传统企业其社会地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被进一步挤压，本文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我国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受转型方向不明确、技术资金投入不足、转型模式不具体、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应从合理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形式、解决数字出版技术问题、构建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补齐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短板等方面探索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积极参与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