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亚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与多边安全合作

亚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与多边安全合作夏汛鸽世界的两极格局结束之后，亚太区域出现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迅速发展的局面。本文试从分析亚太区域多极战略格局开始，着重分析亚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中的多层稳定因素以及中国经济转轨与亚太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关系，进而对亚...     

美国霸权与东亚:一种制度分析

东亚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支撑点。冷战期间,美国霸权的东亚布局出现了美日关系由主从同盟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演变、美中关系由对抗演变为非正式联合抗苏、美国筹划通过多边制度建设融入东亚经济等变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从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重构其霸权结构。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以安全双边合作为主要模式,辅以经济多边主义,并强调安全双边主义与经济多边主义的相辅相成。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调整既给东亚诸国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也带来了震荡和挑战。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印美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机制构建及动向研判

印美防务安全关系合作发展的程度与趋向对地缘权力平衡具有重大影响。在安全关系塑造中,印美以共同的地缘安全利益为基础、以双边安全协议和多边安全合作等推进安全合作的机制化与实质化建设。美国的目标是将印度纳入其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最终使印美安全关系联盟化。然而,印美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双方走向实质性安全关系的障碍,两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并不能消解这些问题。对印度而言,安全关系联盟化的印美关系不仅可能颠覆传统的对外战略内涵,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地缘安全压力,增加对美国的依赖。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体系内,不依赖于任何大国的印度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动因与前景分析

2018年以来,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两国延续并深化了在军事、经贸等领域上的长期合作,而且双边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展到太空、新能源、反恐、网络安全、印度洋区域治理等新领域。法国为了推进“印太战略”和维护海外领土的安全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印度则希望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保障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加强自身与欧盟的关系。此外,印度和法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崛起、国际秩序格局的深刻变化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战略认知。因此,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这也为未来两国继续深化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印度和法国在战略重心、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印度当前的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将对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形成一定的制约。     

试析北极安全态势发展与安全机制构建

冷战以来的北极地区安全态势经历了"军事化—去军事化—再军事化"的演变历程,从冷战期间北极作为美苏军事对峙的前沿,到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缓和促成北极政府间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北极安全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在现今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国家不断提升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力,这种以捍卫主权和主权权利、保障战略运输通道、应对突发事件和确保民事安全为初衷的军事能力建设,往往被他国视为启动军备竞争的举措而导致安全困境。受制于俄美在北极战略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北极地区安全机制长期缺失,但安全机制的构建一直是北极国家和部分北极域外利益相关方关注的焦点。在北极区域层面,在非传统安全和民事安全领域不断深化的机制性合作构成建立北极安全信任措施的基石,也促成北极国家达成相应的安全话语共识,即维护北极安全与合作将带来更多回报。同样值得思考的还有在地缘范围上能够(部分)涵盖北极地区的多边区域性安全架构(如北约组织、欧安组织等)在介入北极安全事务上的合法性、能力与意愿。     

印度洋海权格局与中国海权的印度洋拓展

印度洋海权格局对中国的远海战略通道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保卫印度洋航线安全、维持国家经济运行稳定是未来中国海权发展必须实现的基本目标,也是当前中国海权发展的现实动力。本文认为,向印度洋发展是中国海权远洋拓展的必由之路,印度是现实的战略竞争者,但双方仍有合作的空间。中国应充分考虑印度洋的现实形势,尽最大努力维持中美印海权三角关系的相对平衡。本文建议采取"精心选点、低调布局、合作为先、缓慢渗透"的策略,逐步推动中国海权向印度洋方向拓展。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边主义视角下的印度“东向政策”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多边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观和新型合作机制,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多边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印度＂东向政策＂中印度与东盟多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     

我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路径思考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注重单元层次的分析,强调国内结构偏好对国际层面的影响。多边气候谈判接连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国家视为功能相似体,忽视了单元层次的差异。借鉴国际贸易多边与区域并进的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单元层次合作应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中、美、欧盟与印度等主要排放体之间的合作是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达成合作协议的关键,有助于上升到多边减排制度安排,或与多边合作互为补充。在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并且争取早日达峰和削减60%~65%碳强度减排目标后,减排已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应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化被动为主动,汲取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教训,坚持多边与双边合作并进,强化与其他国家在气候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打出既有"大集体",也有"自留地"的组合牌,积极推进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举措。     

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

2008年以来,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国际竞合重塑了各国相对地位,国际互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崛起的结构性效应引发全球关注,从世界变局中审视当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进十分必要。本文通过构建并运用当代国际地位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指出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呈现全面、持续、快速上升的总体态势,这种态势以国家战略资源规模快速积累为基本路径,在国际互动进程中不断提升全球价值体系中的竞争力,增强对国际投资市场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带来新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全球、亚洲、东亚三个层次选取美国、印度、日本进行国际地位演进的全方位比较,提出如下建议: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弥补关键领域短板,丰富战略资源积累路径;坚持和平发展,避免大国零和博弈,拓展国际合作战略空间;推动新多边主义合作,引领全球和地区发展议程,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

近年来,印度加大了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手段包括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的动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战略上的考虑,同时也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安排.从近期来看,印度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可能会对中国以及中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印度加强与亚太大国的合作可能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远变化.     

试析印度莫迪政府与非洲关系的新态势

出于提升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联系海外印度人等因素的考虑,莫迪政府更趋重视非洲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印度人民党政府将在继承国大党政府时期印度与非洲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非外交的互动规模,拓展印非经贸合作的领域与空间,加快与环印度洋非洲国家防务与安全合作,重视通过向非洲推介其民主政治成功经验以及加大对非文化、科技援助等方式,提升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印非关系有望获得进一步深入,这不仅在于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深化对非关系上具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还在于印度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农业、卫生等重要领域适应非洲国家的需要。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论国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对非战略

21世纪以来,国际对非多边合作开始呈现出新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合作领域扩大,合作层次深化,制度化趋势加强,合作形式更加多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社会与非洲关系的结构与性质,同时也影响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如何在国际对非多边合作的框架下发展中非关系,以及如何在发展中非关系过程中处理与国际多边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调整观念,明确和完善未来的对非多边战略,并制定具体的应对之策。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