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员式参与到自主式参与——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农民角色分析

政府主导、农民参与是中国破解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经历了中央主导下的农民动员式参与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命令式参与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制度设计下形塑的,随着时代变迁,其可适性、可行性逐步消解。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合作与共识为目标导向的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是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模式的基本趋向。     

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乡村振兴的现实逻辑及路径选择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阐释和时代回应,有其自身的现实逻辑：顺应新时代我国国情面临的新变化,适用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契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鲜明宗旨。在新时代,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要坚持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强支撑、激发农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构建和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振兴模式、推动和拓宽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帮助群众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振兴新路子,切实解决农村群众致富难题,确保乡村振兴振到点上和振到根上,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和农民富裕富足。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近年来 ,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 ,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及农村精英的参与。农村的民间组织能协助政府治理乡村 ,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引导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以农民为本——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农民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需要,是广大农民全面发展的需要。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路径选择上,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把握农民的全面需要,紧密围绕农民的利益。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反哺农业背景下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在反哺农业背景下,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涉及到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目标体系的重塑和农民参与方式的打造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发展、农民身份和农业经营的根本性交革,乡村治理必须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以及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层面实现路径创新,即以组织化方式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以合作化方式推进农民与市场的有机衔接、以制度化方式推进乡村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最大化、以利益相关方式实现村社居民的自主性参与.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农村法治发展之思考

目前 ,我国农村法治相当滞后 ,存在诸多问题和深层次制约因素。为切实保障农民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必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鉴于农村的现实条件 ,农村法治的发展模式应区别于城市 ,发挥政府的主导推动作用。农村法治应以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和权利为价值定位 ,兼顾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具体应从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和权利保障 ,健全农村治理制度 ,完善农村经济法治和促进农村发展保障法治等四个方面建构。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理论旨归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从历史的深沉视野中客观地发掘“人”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塑造“人民”概念的过程中,对“人”的本质予以理论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形象”进行部分吸收与主动转化,在奠定“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赋予“人民”以身份属性与集体属性,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之“人民”概念。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通过“人的本质”揭示了“权利”的本源和主体,即“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结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并突出关怀“人民”的重要思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要求,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理论的实践反馈。中国的人民之权利建构应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托,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要依归,确立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价值先导性地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话语体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彻底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谁是田园的舞者——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探析

农民主体地位缺失是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试图在短期内消除这样的现状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缺失不仅与政府的管理方法、政府忽视农民对文化的实际需要、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等有关,更与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改善农民主体地位缺失不仅应考虑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而且要切实考虑农民的文化需求和农村文化精英的培养。以农民为主体,政府、农村文化精英等多元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策略,值得摸索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人民立场的坚守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奋斗目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提供了最坚定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动人民利益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奏响了改善民生的最强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当前,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着基层干部治理理念落后、相关制度不完善、村两委动员与整合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推进治理的动力有限等诸多困境。为此,要基于人人有责、人人守则、人人尽责、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等价值维度,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体系为抓手,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为动力,打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组合拳"。     

刍议农村人本政治的缺失——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农村农民问题,长期都是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表明我国农村利益冲突严峻,其根源在于基层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保障农民利益的机制缺位。在传统利益格局已经打破的乡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基层政府失政于民、执行人本政治的主体缺失,非政府组织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路径缺失,农民主体性参与政治的意识缺失。为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基层工作机制建设、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建设以及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教育机制建设,促使农村以人为本政治环境的形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