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旅游经济影响下传统民族节庆变迁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三月三”为例

"三月三"是畲族传统的民歌节和乌饭节。近30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和现代旅游经济的介入,畲族"三月三"节庆的内涵、活动内容和参与主体都发生了变迁。旅游经济发展强化了畲族"三月三"节庆的民族特征和旅游经济功能,并对畲族文化元素产生差异性影响。     

历史、神话与仪式——白族与傈僳族“三崇信仰”的建构

云南滇西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以明朝大将王骥为崇拜对象的"三崇"信仰,其中又以云龙白族地区和腾冲傈僳族地区最为典型。王骥是明朝"三征麓川"的功臣,在此基础上两地民族分别对王骥的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加工和神化,使王骥从历史人物向宗教形象转变。与此同时,两地民族又发展出了不尽相同的宗教仪式,通过宗教仪式的展演来表达对王骥的崇拜。在历史、神话与仪式的共同建构下,形成了两地民族既有文化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特色的"三崇信仰"。     

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

"洮河岷"地区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边界"。其中,藏传佛教自明以降在此广为传播,并与其他民族文化在相遇、相识的过程中,形成"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章以卓尼石门寺为例讨论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情况     

山地民族有“神”社区的建构与生态智慧——以贵州小丹江、苏丫卡两个苗族村寨为例

山地民族万物关联的生态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彼此向对方植入了自己的文化符号,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体。在这样的生态观的影响下,山地民族不断地向其所处的社区里布控着"神"的化身,使其社区极具神圣性,每一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结果是,在一个有"神"的社区里,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传统思维给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生存方式的选择。     

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

文化作为一种在特定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是变动不拘的。本文以神秘湘西的旅游文化制作为例,以民族志的方式探讨了湘西在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信仰文化再生产。为了开发旅游以获得地方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各种媒介、地方百姓以及旅游企业,都依其对游客心理和旅游业的不同理解,选取了赶尸、落洞女、放蛊、命运、还傩愿等信仰民俗文化事项,参与到神秘湘西的制作宣传之中,对该旅游吸引物进行符号建构。人们这些参与旅游文化制作的行动,有可能改变土著信仰文化的原有面貌和内在和谐,从而对其未来产生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灾难斗争中的淬炼与涵育——以“后疫情时代”为反思取向

作为一种全球性灾难,新冠肺炎疫情还在世界上蔓延,疫情让世界付出了惨痛代价。面对疫情灾难,中华儿女不仅要团结起来,战胜疫情,也要进行民族自省,理性认识各类自然灾害、瘟疫等重大灾难推动中华民族成长的意义。毋庸讳言,灾难后的核心叙事、记忆构建、治理经验,成为民族学对"后疫情时代"反思的一个重点取向。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抗疫过程中所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是"后疫情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养分,应当充分挖掘其中的民族归属感、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以此为基础展开抗疫的核心叙事与集体记忆构建。同时,也要注意在"后疫情时代"防范疾病与污名化、网络负面心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使伟大抗疫精神发挥持久的力量。     

顾颉刚与“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理论的建构

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近代中国,“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堪称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受时代的影响,忧心民族前途的顾颉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建立了“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的民族理论。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来讲,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民族理论,受到了梁启超、杨度、李大钊、孙伏园等相关论述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并非前人论述的简单延续,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而且具有指导现实的品格。可以说,顾颉刚“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理论的建立,不仅增进了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还完善了关于中华民族现状的民族理论。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语”语境下少数民族语言输出能力研究——以藏族大学生为例

本文以Michael Lewis的语块理论(Lexical Approach)为依据,以258名藏族大学生为被试,从口语、写作、翻译、语言环境、学习方法五个纬度对藏族大学生英语语言输出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英语语言的思维模式、三语语境和语言输出的模糊认识是导致学生英语语言输出能力较低的主要因素,而语块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输出能力。     

论民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为中心

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群体分类体系.近代“民族”的使用始于西方术语翻译和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明显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长期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民族译名及民族形成问题出现过几次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益朝解构和多元反思的方向发展.综而观之,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导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强大的包容性使其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使用灵活的独特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使用不够规范,建议把民族国家作为特指性概念专门指称西欧早期民族国家,而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泛指性概念,用来指称所有时期和类型的民族国家.     

治理视域中传统节俗的社会功能探析——以桂西南壮族乡村“三月三”为例

桂西南壮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以其包含的节日模式、道德评价、文化认同及交往交流等要素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乡村治理寓于节俗活动之中,关注节俗民生、重塑孝道价值、整合精品民俗等,"三月三"节俗才能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高的品质助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论实践项目教学法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中的意义——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实证调查研究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是我国民族院校及民族地区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该课程政治性强、抽象性特征明显、灌输性特点显著。在本课程中实施实践项目教学法有重要意义:第一,增强课程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第二,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增强其社会适应力;第三,加强师生互动,实现教学相长;第四,有助于巩固和凸显民族类高校民理课程的传统优势特色;第五,有助于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项目教学法,推动民理课程走进全国普通高校课堂。当前在民理课程中全面实施实践项目教学法还面临一些困难,我们期待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此教学法的实施、探讨中来。     

探寻民族文化保护的新思路——以“大丽铁路文化保护项目”为例

在民族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本文以云南大丽铁路文化保护项目为例,探讨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新思路,即整合各界社会力量共同投入文化保护行动,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促进各方思想意识的提高,强调以专家和施工业主的介入提升政府部门决策的科学性,重视专家与社区民众的交流与合作等等,对民族文化保护都是有益的启示。     

文化资本视角下民族教育扶贫的实现机制——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为例

当前,民族地区具体文化资本、客观文化资本以及制度化文化资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这是导致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作为民族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之一,从实现保障、实现方式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推动提升了藏区学生的能力,保护了藏区文化遗产,改善了藏区受教育水平,分别提升了藏区的各项文化资本,为我国民族教育扶贫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意义。以此为案例,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教育扶贫实现机制从全方位保障和多渠道方式入手夯实基础,以提升各项文化资本为突破点和关键,实现民族地区和个人的协同发展、脱贫致富。     

民俗活动中的仪式实践与神明形象建构——以大理鸡足山太子像的考察为中心

在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活动中,神像作为神明的化身,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而相关仪式实践则是神明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在大理鸡足山地区,释迦牟尼太子像在接佛节与打太子两个仪式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两种仪式实践对太子像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展现了人们并不一致的信仰观念,通过在仪式实践中对太子像不同特性的强调,人们创造了太子像的不同使用方法,并最终建构了太子像的双重神明形象。聚焦类似民俗活动特别是相关仪式实践中神像的使用,或可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一种新路径,进而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借以加深对凝聚整合的认识和理解。     

民族志小说“写民族文化”的新探索——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中心

新世纪以来,一些小说以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学叙事,呈现了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以及文化人类学内涵。小说与民族志的互文关联,为小说"写民族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书写方式。在民族志知识性维度的制约下,这些小说,其文化立场是复杂的,它们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又提出现代性尚未完结的问题,并兼具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视野。     

“民族国家”理想与多民族现实的冲突与调和——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中心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选择了分的思维,深受西方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影响,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起初希望在中国建立排满的汉族国家;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分裂的危机,孙中山单一民族建国的理想向现实妥协,提出带有和的色彩的民族统一、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的思想理路,进而最终选择了合的思维,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主导,实现了民族国家理想和多民族现实矛盾的调和,为中国式民族国家的建构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从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的模式转变,以及从西方化到中国化的历程。必须明确的是:在本土化过程中,既要善于吸收并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但绝不能照搬,否则,就会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