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洛斯基及其直觉主义

一般俄国哲学在西方和中国的欧洲哲学史著作中极少涉及,其认识论思想更是鲜为人知。本文简要介绍了俄国哲学家尼古拉·洛斯基的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分析了洛斯基直觉主义的理论背景,论述了洛斯基力图通过消解主客体之分、改造“意识”概念、提出“认识论协调”论等途径,来超越19世纪末西方认识论所陷入的唯我论之困境的基本思想。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辨证

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情况。提出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学术的分类,而不是一种文学的体裁。由古代概念完全转化为现代概念,是在清末完成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多歧,造成了古代对“小说”判定混杂的局面。     

老子认识论与《内经》医学认识论

有机气化论宇宙观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并非是西方式的静态分析的本质论的认识论,而是以虚静的方式去把握事物整体动态之常的“求常”认识论,这一思想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古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内经》的医学认识论从主客体两方面发展深化了老子的虚静认识论,成为中医学主导性的认识方法,     

从“兴象”到“兴趣”

“兴象”和“兴趣”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诗学内涵 ,并认真清理认定了从“兴象”到“兴趣”的沿革流变关系 ,揭示了两个概念分别在殷 王番 诗歌批评和严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现代转换的潜在价值     

浅析卢卡奇的认识论思想──从认识论角度评《审美特性》

本文基于《审美特性》一书中提出的“日常生活”概念，分析了该概念在卢卡奇认识论思想中的意义，阐发了他对劳动和语言在人的认识产生和形成中的重要地位的理解，以及对唯心主义认识论产生的根源的揭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卢卡奇对认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释，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卢卡奇及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止观学说中的实践哲学意义──兼论佛学现代化

本文讨论天台佛学的止观学说中，思想与实践的独特关系．止观学说与主客体认识论不同．它有一个不起思量分别的实际精神过程．作者从语音分析、时间观等角度，探讨了“止观”、“实相”、“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等佛学思想的内涵．     

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中西文化─—认识论的互补与融合

以中西文化和认识论的主流特征而言，西方文化和认识论属于科学文化和自然认识论，中国文化和认识论则属于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中西方文化——认识论的不同，和中西方人与世界的不同关系紧密相关且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中西方人们对待世界的不同文化——认知态度。这种不同态度表现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即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认识活动背景下，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不同的。在西方，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二分和对立，因而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谈“言不尽意”及其方法论意义

言、意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焦点，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深刻且富于创建性的。道家的“言不尽意”论经历了从老子经庄子到魏晋玄学的逐步展开、深化和明朗化的发展过程。“言不尽意”论在否定性的结论背后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某些辩证特征，值得人们深入思考。“言不尽意”直接为道家的直觉方法和中国哲学的“负的方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文章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为主要对象,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概念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论毛泽东“中国化”概念的认识论意蕴

毛泽东首倡“中国化”,并对为什么要“中国化”及如何“中国化”等做了具体阐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具体化”这一认识论概念,并以其替代“中国化”这一政治性表达。因此,在他那里,“中国化”即“具体化”,二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从认识论看,“中国化”涉及的是理论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具体化这一认识中介环节,它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性认识具体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的过程,也即我党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对“中国化”认识论意涵的揭示,不仅深度阐明了“中国化”的本质,也为我国“中国化”研究或党的理论创新研究,指明了进一步思考的认识论维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理想化方法与理论模型

理想化方法与理论模型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角 度考察了理想化方法与理论模型的概念、建构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应注 意的问题等，认为在科学研究与实证分析中运用“理想化方法”,有助于提高科学研究 规范。     

“兴会”的多维阐释

“兴会”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丰富、歧义最纷纭的诗学范畴之一。本文从创作心理角度，阐释由“兴会”引起的审美主客体的互动；从文本构成维面，审视“兴会”多向度运动与文本形态的关系；从阅读鉴赏角度，兼及接受主客体及接受主体之间的心理互动；从中西诗学比较视阈，展示灵感与“兴会”相生共融的关系。旨在彰显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强调当代语境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意义。     

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的隐喻性特征——以“风骨”为例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概念常常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特征。以“风骨”为例，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创作和批评中的言意关系两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这一特质得到了很好的描述与阐释。     

浅谈“知行合一”与企业文化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主题.“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发展,“知行合一”思想在企业文化构建过程中,对其价值核心、功能以及企业形象的塑造等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建立企业文化,利用古代“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的企业文化进行新的解读,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     

文思与文采——谈中国古代文论两个重要概念的意义扩展

中国古代文论自成体系，有一套独有的名词术语、范畴系统。本文着重从写作学的角度，对“文思”与“文采”这两个概念进行思考，在辨析其传统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其在现代的意义扩展，并对它们的未来走向加以探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