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目前连云港市农业人口尚未实现长期性转移,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结合连云港市农业转移人口现状,对推进连云港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提出建议。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地财政影响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净现值测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利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框架和财政统计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成本现值、收益现值、净现值,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流入地带来财政成本同时也有积极贡献,以全口径宏观财政负担估算的财政贡献大于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估计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因个体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综合考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与收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渐次分层推进人口市民化进程.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路径

2022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本文通过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探析社会资本促进第一代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的作用机制,提出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对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缺乏、融入城市困难、子女受教育矛盾突出、自身素质限制等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区域差异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思路的实践重点就在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阶段无论从外在的政策方向、经济发展和城市承载空间来看,还是从内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来看,安徽省都具备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城市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地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也不同,不可能运用统一的市民化模式。因此,应采取区域差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主要从皖江与皖北差异性、主体功能区差异性,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差异性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与住房消费行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我国早期户籍与住房制度以及城乡分割二元金融制度却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较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其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创造的巨大内需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通过构建Probit以及IV Probit模型深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购房意愿、购房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对于住房实现模式而言,户主为第三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对应的住房实现模式主要为租赁,但这一群体具有更高的购房需求。（2）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均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住房实现模式及购房融资行为,城市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均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自有住房、购房意愿以及购房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土地资源禀赋有助于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财产性收入,降低市民化成本,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社会保障覆盖能够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与住房融资意愿。为此,必须加大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弱化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融资约束,同时应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住房支付能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升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关键在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论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入"程度是评估市民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融入"不仅是户籍与居住地的变迁,更是一个"文化—社会心理"的范畴,其程度的提高并非一个纯粹自然发展的过程,而需要制度与政策的安排。并进一步提出: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要重点关注与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的适应性和现代性,这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程度、提升市民化质量的具体路径所在。     

农民市民化教育问题初探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促使农业转移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所居城市生活,提高城镇化质量,关键在于对农民进行全方位的市民化教育,改善其思想观念,增强其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的迫切需求和当前该教育状况的深入分析,进而探究市民化教育的主体、对象、内容、形式、方法等,以期有助于我国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市民化教育。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民化路径,即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然而,随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兴起,原先的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路径开始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实现市民化,使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自由及稳定迁移是一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其社会融合是落实我国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笔者以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社会融合的制度框架,并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品的供给进行多维度的路径设计,力求多措并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增强其城市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从而以实现人的融合为突破点,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河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障研究

随着河南省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必然趋势。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根本保证,就是探索一条符合河南省省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瓶颈及化解路径生成——基于新型城镇化思维导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其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标志着乡村居民在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文化生活、心理适应等层面上向城市居民的蜕变。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掣肘: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缺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缺。因此,主观上要求流动群体自我提升以适应新型市民身份,客观上要求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长效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瓶颈的关键所在,而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决策。基于四川省4市471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土地流转能够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倾向,即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其市民化倾向越强烈;第二,高层次非农就业除了具有正向影响市民化倾向的主效应外,还在土地流转与市民化倾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调节方向表现为,减弱低土地流转程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高土地流转程度导致的正面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着重保障城市就业权益、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