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刑法谦抑性原则之考量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原则。它的宗旨在于可以使用刑罚以外的手段能够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时,就不要使用刑法加以调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行为边界设定和犯罪情节描述方面虽然反映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在司法解释中关于"情节严重"的列举性规定之间却存在逻辑矛盾,容易产生罪刑不对等的现象,从而背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此外,本罪中关于法定刑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和起刑点过高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现,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罪名中,应该通过修改刑事立法的方式予以调整。     

对民事法律行为"质"的评价与审视——兼评私人意志宣布与合理信赖之平衡

各国民事立法为了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意思表示应该自愿、真实,并通过对意思表示进行"质"的评价来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但是,各国立法并没有因为民事主体的意志瑕疵而绝对否定其行为的效力,而是在私人的意志宣布与外显的意志信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保护对意志的合理信赖.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一方面将意思表示自愿、真实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来加以规定和认识,另一方面却没有完全否定非自愿真实行为的效力,这既造成立法上的逻辑混乱,又忽视了对意志信赖的保护.因此,在私人意志宣布与合理信赖平衡的基础上追求意思表示的自愿、真实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     

繁华背后的隐忧——制度、文化与理性人冲击下的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

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已得到广泛开展,项目成果也获得积极宣传,但项目背后的实施困境却不被关注。以一项国家级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为例,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探索出一个解释实施困境的"制度—文化—行为"模型,发现制度冲突、文化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行为选择是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制度上,教育制度和创新教育项目之间存在二元合法性冲突,前者产生的强大作用力会抵消后者作用力;在文化上,激烈的高考竞争使得科举以来的应试文化得以延续,强大的应试文化使相关群体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认同心理;在行为上,个体和组织都会依据所处的制度和文化做出基于利益的理性行为选择,同时组织的行为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此外,根据设计的"制度、文化—组织行为"二维坐标系,发现创新教育项目设想的实施情形很难存在,由当下的"现实情形"转向"理想情形"仍任重道远。     

论我国行政立法

<正> 目前使用"行政立法"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但使用中对这一概念涵义的把握却有很大区别.一种是广义的"行政立法",即"立行政之法",凡国家机关 (包括国家权力机关) 依法制定和发布有关行政管理方面普遍性规范的行为都称之为"行政立法",第二种是狭义的"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之立法",凡形式上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即凡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都属"行政立法";第三种是最狭义的"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立行政管理之法",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有关国家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因为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并非全部属于行政法范畴. 笔者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     

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方法

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予以确立和完善.但是,在立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实践中的某些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在非法证据排除证明中,有些法官仍然要求辩方进行“严格证明”,却允许控方进行“自由证明”.对于控方证明方法的要求类似于严格证明,但对于辩方证明方法的规定则不甚明确.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力的发挥,应当正视那些易被利用的疏漏,对模糊的规定加以明确,对阙如的规定进行增补.     

先秦时期渎职犯罪考察

中国古代渎职犯罪起源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渎职犯罪立法与夏、商、西周时期职官的世袭制密切相关,即世袭制是中国古代渎职犯罪的政治根源,在制度上为奴隶主贵族进行渎职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打击职官的渎职行为,夏、商、西周时期都对官吏渎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反渎职立法对当代中国的渎职犯罪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应该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加强对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完善打击渎职犯罪的立法,强化权力监督机制,从而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前科消灭制度研究——以《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为例

从法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和人权理论出发来审视,前科消灭制度具有当然的合法性基础,应该在刑法立法中予以体现。《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的前科消灭制度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对前科消灭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这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应该改革当前的刑事法律思想,选择"前科应当消灭、但是不能全部消灭"的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路径。     

中国现商事立法模式选择探究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中国由来己久,虽然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为中国众多法学学者所推崇,但随着中国对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商法国际统一化趋势的日渐明显,商事法律独立性的问题愈加受到重视;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虽然为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其自身的弊端却使其难容于中国现阶段私法体系。因此,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商法通则"模式,理应为我们所重视、采纳。     

论有效控制理论在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中的运用——基于国际法院裁判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有效控制理论成为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重要国际法依据之一。我国南海部分岛礁被邻国占领虽是事实,但这些国家无法依据有效控制理论取得其非法占领岛礁的领土主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历史的、无可争辩的主权,且从未放弃或停止行使对南海诸岛的有效管辖。争端国家的占领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针对争议岛屿的所谓"主权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我国应当在强化对南海诸岛的历史性权利的同时,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手段加强对南海诸岛的有效控制,明确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子女姓名权:内涵检审与制度建构

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内蕴伦理情感、性别观念、社会风俗与立法理念,经历了由父权家长制向父母平权、亲子平权的过渡与转型。现当代各国民事立法关于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大多采集中立法、分别立法、分散立法和单行立法等模式。我国民事立法关于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应采分散立法模式。即有关子女姓名权的法律规范,应分别规制于我国民法典总则编或人格权编与亲属编中;除应对子女姓名的决定、行使、变更作出一般规定外,还须对不同亲子关系中的子女姓名权的行使规则作出特别规定。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探析

听证制度被誉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灵魂和核心。为了实现行政听证的立法目的,保证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将其概括限定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之中,并规定了一些排除和例外情况。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几种听证程序,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根据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向其他非处罚性具体行政行为拓宽;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向行政司法领域拓宽;向事后听证拓展,等等。从法制的统一和完备角度看,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在这部法律中,对有关行政听证程序方面的问题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听证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真正实现当事人的程序民主权利。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论我国企业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及其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基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考虑 ,有对我国当代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加以深入探讨的必要。企业立法中的强行性规定 ,就是法定化原则 ,其适用范围涵盖了企业类型、企业结构和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内容。企业类型的法定化有利于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市场交易平台 ,是市场主体的对话基础 ,便于在交易的过程形成普遍性的信赖 ;企业类型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在于各种类型之间运行机制的不同 ,而运行机制的载体则表现为各企业类型之间的结构有所不同 ,对此权威性的判别有赖于企业法的依法确定 ;企业行为的法定化问题 ,囊括了企业行为的实体要件法定化和程序法定化两方面内容。最后 ,企业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对中国独立企业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它是消除我国企业身份不平等规定的根本途径 ;其二 ,它有利于竞争性市场经济机制在我国的最终形成     

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既侵害了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危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现行立法中虽然对该行为做出了相应法律规制,但可操作性不强。故建议借鉴国际立法,将对该行为法律规制的重点放在《商标法》中,并在《商标法》中对商标权与商标专用权的不同含义进行明确区分,对认定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具体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论别居制度与离婚的关系

别居制度与离婚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亲属法中两项重要的制度。别居即依法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制度。而离婚则是婚姻当事人依法解除(或消灭)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的行为。在国外许多国家的立法体例中,都有关于别居与离婚的规定,有的规定别居与离婚可以相互转换,有的规定一定时间的别居可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我国婚姻法中仅有离婚制度,没有关于别居制度的法律规定,因此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紧急行为中的刑、民关系——以日本法为例

日本刑法和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紧急行为,但刑法和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前提解释刑法与民法有关紧急行为的规定.此外,虽然日本刑法与民法未有自救行为的规定,但自救行为如合乎一定的条件,也可以作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日本“立法法”探析

日本虽然没有一部成文的《立法法》,但是多年的理论积累与实践经验中实际上形成了很多规律性的立法制度。比较研究日本实务操作中的"立法法",例如立法权限设置尤其是地方立法权的边界,如何进行立法规划、立法评估,如何鼓励公众参与立法,如何提高立法质量、确保法制统一等立法制度,可以为发展完善我国立法制度,进一步加强立法技术规范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