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状况与评价

盛军锋在《改革》2005年第11期撰写的“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中国金融生态状况”一文中认为:评估中国金融生态最根本的问题是探讨金融生态的生成机理,寻找不良金融生态的根源。(地方)政府干预是造成中国金融生态不良表现的根源,(地方)政府对经济金融的不合理干预,造成金融机构和企业信用残缺、行为扭曲;粗放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宏观经济波动,损害了金融运行环境,不利于金融生态“自组织”能力的发良,金融生态的改善,归根结底是要界定(地方)政府干预界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系统概念来描述金融环境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国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平抑效应——基于EGARCH模型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金融发展在最近十余年取得重要进展,大量相关文献讨论了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少有文献注意到中国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可能联系。金融发展除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外,是否还会产生平抑宏观经济波动的红利？尽管存在若干金融发展平抑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机制,但相关经验证据却少见。基于中国2001-2012年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可利用含外生变量的EGARCH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宏观经济波动平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波动平抑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从降低经济增长波动层面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从而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应该成为中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长期战略选择。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

中国的分权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分权后为给国有企业争夺信贷资源以及缓解逐年增加的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对存在松动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干预,阻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由于各地国有经济占比不同以及财政压力的地区差异致使地方政府金融干预强度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显著不同。同时通过对1985-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为上述推断提供了经验支持。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在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同时,明晰地方政府的权责,增加其服务性功能,减少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协调促进金融制度改革,使金融机构回归金融功能。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兼评“金融约束论”

人们一般认为，亚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机是由不恰当的金融自由化引起的，由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必须引入政府干预。本文则显示，即使给定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就必然阻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东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能由银行业的竞争等金融深化机制来解释，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护市场秩序和协调交易关系。     

风险输入视角下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

利用2000—2020年年度数据,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输入性风险四个维度选取31个基础指标,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进一步探讨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稳定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外部输入性风险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明显冲击;分析表明,金融稳定性上升能够降低经济波动,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平稳;相比之下,宏观经济的运行对金融稳定影响不显著。     

对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需求已经取代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过高的投资率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的投资,加剧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更容易通过控制投资来影响经济的运行,但却削弱市场机制的本身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容易产生利益的博弈。我国特有的投资体制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最大化的目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如果不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更加困难。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政府行为、农村经济与社会资本

基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和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应用,分两阶段（以2006年为界限）检验了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以前,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明显,但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结构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的作用不显著。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有正向影响,但对提升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显著。在整个研究期间,农村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诱致作用尚未显现,而社会资本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之间也没有呈现出预期中的正向关系。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程度探析

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思想源远流长,既有增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也有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政府干预”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干预”与“干预净收益”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并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干预”。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一直在调整“政府干预”程度以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历年的“政府干预”程度就在“最优干预”程度上下频繁波动。政府应当谨慎的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以使“政府干预”产生最优的“干预净收益”。     

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 574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旨,“稳增长、上台阶、促开放、保生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省际层面存在“荷兰病”视角下的资源诅咒现象,绿色金融发展对“荷兰病”具有缓解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促进制造业发展是绿色金融缓解“荷兰病”效应的主要路径。基于此,中国可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绿色金融在缓解“荷兰病”效应中的作用：一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资源产业过度繁荣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发生。二是大力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为资源节约型制造业发展提供充沛的金融资源支持。三是重视区域异质性,实现绿色金融规模发展与适度发展的有机结合。四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功能,切断“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及“荷兰病”对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     

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县域经济、金融已实现较高层次的良性互动,但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产业结构和工业经济成份的影响较大,基层政府对银行信贷的行政干预也制约了金融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需要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基层政府角色入手,为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经济、金融持续有效地发展.     

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革命中的三大问题

借鉴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践,来解决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革命中的金融隐患、社会公平、经济增长模式这三大问题,从而实现经济高效、快速、稳定增长。     

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借助经典假设下的线性回归模型和时间序列的VAR模型,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产出效应及其约束条件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为“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变化,政府主导下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和价格“双轨”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金融资源配置的边际产出开始出现递减.因此,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金融约束的“租金”由国有部门转移到民间部门,才能激励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最终实现中国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在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之后，在低通胀情况下，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几乎全面过剩，经济增长乏力。如何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如此重大变化？文章结合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从理论上深人地探讨了这一变化的根源及其内在机理。指出：普遍的金融宽松政策虽然能对启动总需求有一定好处，但是会对重复建设的调控产生负面影响。     

构建科学的中国民营银行发展的金融生态

金融生态理论认为金融生态包括主观上的生态的金融意识形态和客观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民营银行发展的金融生态包括主观上的社会认知体系、经济民主自觉性和摆脱“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的“北京共识”和客观上的高效适度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社会担保体系、存款保险制度及最后贷款人制度、商业银行法律体系。     

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结合经济性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不同经济形势下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发现：在经济正常波动区间,金融发展、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都处于适中水平时,二者发挥协同作用,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否则会产生阻碍作用;但在经济持续下行区间,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这一影响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和系统性风险的上升而扩大。因此,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根据不同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管理措施,在经济正常波动区间,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可适当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容忍度,把握金融发展和系统性风险的平衡,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持续下行区间,降低系统性风险是首要目标,需要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控制金融发展速度,防止金融发展过快引发系统性风险累积,降低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国西部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西部经济周期的波动与东部相比有其特殊性。总供给要素、总需求要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部经济低增长和西部经济周期波动具有直接的影响 ,政府应在此基础上实施东西部有差别的宏观调控 ,特别要针对西部经济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 ,提升西部经济周期运行波位 ,促进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同资金来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在回顾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个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不同资金来源的每年投资总量以及变动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伴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的进程，政府预算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并逐步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投资，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比例迅速缩小。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私人储蓄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以及资本市场投资，已经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私人自筹资金投资以及外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