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的“杭盖”(qangγai)——汉哭山的方位与释名研究

汉哭山即今青海省海南州的河卡山,以往有研究释此名为“高山反应”引起的情绪波动.河卡山及大河坝河(杭曲)的藏语名称同源,藏文写法很不稳定,存在不少异文材料,显示这个词是藏语记音.汉哭、河卡均为蒙古语族“杭盖”(qangγai)的译音,指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的地方,是阿尔泰游牧族群的常用地名,在汉文史料中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录.汉哭山是少数仍在青海地区使用的吐谷浑地名.     

历代古籍中透析出的锡伯族族源、族称

锡伯族族源、族称 ,历来为各民族学者与史家所重视 ,观点也不相异同。本文从地名信息的活化石角度探讨了锡伯族名称的语源。认为锡伯族称其语源即蒙古语之“锡窝尔” ,其语义亦即“森林”     

科尔沁的傩型戏剧《米拉查玛》

科尔沁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尔沁的蒙古人自古以来信奉蒙古勃额(萨满教)。16世纪喇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1639年2月,皇太极第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即重信固伦公主)下嫁科左中旗第一代多罗郡王(也称和硕温都尔亲王)奇塔特,随身带来了替身的活佛喇嘛乎毕勒干。之后于1646年建立了科尔沁第一座喇嘛寺庙爱佑喜庙。①从此喇嘛教在科尔沁广泛传播。科尔沁的腹地哲里木盟先后建有二百多座喇嘛寺庙。在这些寺庙中流传着约七种“查玛”(俗称跳鬼)。即《伊和查玛(大型查玛)》、《米拉查玛》、《色日布却金查玛》、《伊顺查玛(“三九”查玛)》、《如布珠乌兰查玛(十人显赫灵图查玛)》、《朝德白拉姆查玛(天女查玛)》、《丁哈日查玛》。其中《米拉查玛》最具戏剧特色。     

“圣地”——拉萨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整个西藏被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故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在藏语中称“博”。唐代称西藏为“吐蕃”,元代称“乌斯藏”,清朝初期称“图白忒”,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有“西藏”这一称呼。西藏现有6个地、市,74个县,193万多人。其中藏族占95％,其余为汉族和门巴、珞巴、回、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及橙人、夏尔巴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首府为拉萨。     

《天马图》

“天马”也称“禄马”。有史以来蒙古族就祭祀《天马图》。因为蒙古人的生产、生活、交通、征战等都离不开马。马,成为蒙古人最诚挚的朋友。故称蒙古人为“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蒙古人把马视为吉祥物。     

微言

@中国西部旅游：烤全羊是蒙古民族的餐中之尊。《达斡尔蒙古考》中载道：“餐品至尊,未有过于乌查（即烤全羊）者.蒙语烤全羊称“昭木”．     

厄鲁特蒙古封建法的整理和研究

《大法典》——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是蒙古封建法的卓越文献与喀尔喀(北蒙古)和准噶尔(西蒙古)史的珍贵史料。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在分析各种阐明蒙古封建社会的史料时写道:“作为史料的蒙古法令汇编即蒙古‘法典’,对于研究蒙古社会制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往,蒙古法规文献的许多研究者,诸如雅金夫·比丘林、戈尔斯通斯基、列昂托维奇、里亚扎诺夫斯基等,都认为《大法典》也同十八世纪的     

从译学价值谈《蒙古秘史》

从译学价值谈《蒙古秘史》杨才铭（一）我们能不能断然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蒙古秘史》的现在？或者说，没有奶译，就没有风靡当今世界的“秘史学”热潮？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蒙古秘史》（以下称《秘史》），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足以值得矜夸的神...     

《蒙古佛教史》的作者及译本

1989年,陈庆英与盂轲同志,在《西北民族研究》第一期发表了译文《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乃节译自固实噶居巴·洛桑泽培的《蒙古佛教史》一书.译文前面言:“另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外务省调查部曾出版过一本《蒙文(应为“古”)佛教史》的日译本,受到国内外蒙古史学界的重视,许多论著引用其中的内容.从引用的内容看,与本书基本相同.该书将作者署名为晋美南喀,此晋美南喀应即是拉卜楞寺的萨木察活佛.如前所述,正是他吩咐洛桑泽培写作《蒙文(应为“古”)佛教史》的.如果他自己写有《蒙古佛教史》,     

“朵甘思”考略

“朵甘思”一词首见于《元史》,其《地理志》载有“土番朵甘思”,“朵甘思”等地名;《百官志》有“朵甘思招讨使”,“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等职官。究其词,显然是来自藏语中的“多康”(mdo khams)这一地名。因蒙人读藏文发音常将词中的前、后音明显读出,故mdo khams被元人译作“朵甘思”。明代时遵西番馆译语,依照藏语习惯发音译出,故不再有后音“思”,写作“朵甘”(即“多康”)。但     

STOD—HOR考辨

“stod-hor”是元代藏史中对一部分蒙古人的称呼,汉意为“上部蒙古”或“西蒙古”。它在当时究竟是指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还是旭烈兀的伊利汗国,学术界至今未有定论。笔者拟依汉藏史书所载,略作考辨,就正于方家。 最早对"stod-hor”一词作注释的是《汉藏史集》(rgya-bod-yig-tshang)。该书在记述大蒙古国王统时,谓:拖雷(tho-lo)“第五子旭烈兀(hu-la-hu)[原注:与止贡派(元史作必里公,vbri-khung-pa)结为施主与福田],此人即殊胜王(lhag-pavi-rgyal-po),为使其寻找国土,遂派往上部(stod),于是便称之为上部蒙古(stod-hor)”。以“stod-hor”指称旭烈兀(hu-la-hu或hu-la)所部。《新红史》(deb-ther-dmar-po-gsar-ma)也记,拖雷[原作贵由(go-     

Sog Po称谓证补——答杨铭同志之商榷

在《西藏研究》1987年第一期上,我发表过《藏文史料中的“蒙古”称谓辨析》(以下简称《辨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探讨的是藏籍中对“蒙古”的两种称谓(hor和Sog Po)问题,杨铭同志撰文(《古藏文文书Sog Po一词再探——兼与苏鲁格同志商榷》)提出异议,并提出了族源问题。本文试就此一并予以廓清。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谬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尚希同好不吝赐教。     

蒙古贞蒙古族的节俗

辽宁省阜新地区历来被人们称为"蒙郭勒津"或"蒙古贞".长期以来,居住在阜新地区的和由此地外迁的蒙古人,都自豪地称自己为"蒙郭勒津"人.蒙郭勒津是历史上蜚声漠南的一个强悍的、古老的蒙古部落.在《蒙古秘史》.和《蒙古源流笺证》中都有关于蒙郭勒津部落的记载.早在13世纪初,在今阜新这块土地上就有蒙古人驻牧.以后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蒙郭勒津(蒙古贞)部落日渐强大起来.她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蒙古部落,多少年来生息驻牧于医巫闾山之北,库昆河(今称北大河)之南,伊克翁格勒古山     

《蒙藏条约》蒙方签字人职衔辨析——对《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译文的意见

1913年 1月 11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俄籍布里亚特蒙古喇嘛阿旺·德尔智与外蒙古分裂集团签订了相互承认蒙古和西藏“独立”的《蒙藏条约》。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王远大先生《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对蒙古方面签字人职衔的译文是 :“1913年 1月 11日 (作者页注 :藏历水鼠年十二月四日 ,蒙历至尊二年十二月四日 ) ,《藏蒙协定》在库伦签字……蒙古方面在协定上签字的有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尼塔比利克图达喇嘛拉布敦、曼赖卡图尔白楚达木定苏伦。”① 据此汉译文 ,达喇嘛拉布敦的职衔是“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事实并非如此。 …     

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

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马大正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作“插酋”、“插汉”，蒙古旧部落名。明嘉靖中，达延汗曾孙达赉逊库登汗，因不堪俺答汗侵扰，徙牧辽东边外，图们汗嗣位后，势力强盛，一度控制建州女真。林丹汗时察哈尔成为蒙古强部，屡与...     

元代瑶族概说

元代,瑶族事迹已大量载于史籍中。其名除通作“瑶”外,尚有其它称谓: “莫瑶”。如《元史·余阙传》载:元统时,“会莫瑶蛮”反。按:莫瑶之名,由来最古,早在《梁书·张缵传》中已有文。 “山瑶”。如元人阳恪《平蛮记》载:黔中郡辰、澧二州蛮反,元当政者“起集山瑶、仡佬以为响导”(见《元文类》卷二七)。按:山瑶之名,宋已有之,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即有此称。     

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一 40多年前,笔者曾撰《新元史·阿刺浅传证误》一文,辨《新元史》作者混札八儿火者、阿剌浅、阿里鲜,阿三为一人之误,但对札八儿本人事迹则无所补充。近读中西史籍,发现其中有关于札八儿的记事,可以印证和补充《元史》本传及笔者旧作。鉴于札八儿为蒙古初期的重要回回人物,特为揭出,并作阐述。 《遗山先生文集》卷27《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记碑主马庆祥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言和文字。金章宗泰和(公元1201～1208年)中,任为尚书省译史,曾随使臣报聘高丽和西夏。太安初(公元1209年),金卫绍王即位,他随金使到蒙古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谈吐辨捷”,想把他留下,马庆祥百计自解才得回来。这一年,蒙古派乙里只“持译书”来,征索物品并再次要把马庆祥带走,马庆祥坚持不肯,情辞恳切,     

蒙古民族的崇马习俗

蒙古民族的崇马习俗挖古人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马在其生产、生活，乃至征战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也就造就了蒙古人崇马的心理和习俗。波·少布在《北方民族》１２９３年第２期上发发文章，就蒙古人崇马习俗的表现形式作了系统探讨。文章认为，蒙古人的崇马...     

评荻原淳平著《明代蒙古史研究》

本书集荻原淳平先生三十年来明代蒙古史研究之大成。如所周知,我国在这方面的前辈是和田清先生,其《东亚史研究(蒙古篇)》可称名著。不过,和田清先生的研究几乎只限于以蒙古王公世系和战争等为中心的狭义的政治史,以及围绕在战争中出现的地名进行考证的历史地理研究,因此,很少涉及明代蒙古族的社会和文化。在这一点上,荻原的著作,以明蒙关系史为主轴,并围绕着它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蒙古社会的动态,因此,可以说     

贡王与国寺蒙藏学校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改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现状。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在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首先提议设立蒙藏学堂。他感叹道：“如不及时兴办民族教育，启迪民智，则蒙古民族将不能存在。”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初，蒙藏事务局获准在京创办“蒙藏学堂”，贡王把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