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诗的用典看苏轼晚年“忠君”思想的变化

在过去的苏轼研究中,不少人认为苏轼的忠君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甚至把苏轼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君主义者”。对这种观点需要加以分析。应当承认,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苏轼确实具有儒家的忠君思想:但这种思想在黄州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乌台诗案”使他险遭杀身之祸,晚谪岭、海,又使他几乎不能生还。统治阶级的残酷的打击迫害、长期贬谪的痛苦的生活现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步改变了对封建君主所抱的幻想,在思想上与统治阶级发生了明显的背离。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苏诗中若干典故的分析,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诬以“包藏祸心、怨望皇上、讪     

简论蔡襄的“民本”思想

蔡襄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人,十九岁举进士,历仕仁宗、英宗两朝,终官端明殿学士,英宗治乎四年卒,年五十六岁。蔡襄是北宋中期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民本”,则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     

《王开府行状》作者是谁——读史杂谈

宋刘敞《公是集》卷51和刘挚《忠肃集·拾遗》并载《王开府行状》,内容全同。王开府本名拱寿,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年十九,举进士第一”。仁宗改其名为拱辰。他虽然算不得什么朝廷重臣,但历事仁宗、英宗、神宗3朝,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即位后,又加官为检校太师,可说是三朝元老了。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寝,赠开府仪同三司”。后人述其生平,遂命题为《王开府行状》。载此《行状》的这两种文集,原稿久佚,今     

关于“后西辽”

《辽史·天祚纪》记西辽事,时间颠倒、事实错讹之处甚多。吾友周良霄在《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多有辩证。即如以下一段:(耶律大石)“驻军寻思干(撒马尔罕)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尔罕。”按甲辰岁即公元1124年,系大石西走的一年,时年三十八岁。其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克特万草原战胜塞尔柱克素丹辛札儿统帅的忽儿珊大军是在1141年,时年已五十五岁。如谓大石在甲辰年即位,则不应将其事置于驻军寻思干以后。且“葛尔罕”是中亚各族的叫法,1124年时他尚未至中亚,何得有此称号?若谓大石是在“回回国王来降”以后,“文武百官册立为帝”,则其事又不是在甲辰年。至于所谓“西至起儿漫”则更属荒唐。布来胥奈德《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16页,注555)以为,此所谓“起儿漫”即撒马尔罕布哈拉之间的克尔米纳(Kermaneh),亦颇有疑问。我     

清代新疆商屯研究

清代新疆商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六年至道光八年(1761～1828年),这一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商屯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部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及所属州县及伊犁一带。第二个阶段从道光八年至同治二年(1828～1863年)。这一时期由于南疆政局的需要,商屯在南疆也逐步开展,但规模不大。到了清末,战乱多发,社会动荡,新疆的社会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商屯这一屯田形式也逐渐衰落。     

论王安石散文的创作历程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历程可分为发韧期、成熟期和新变期三个阶段。从英宗治平年间开始,其散文创作在继续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以经术为文”这一特点开始凸现出来。     

浅析西汉中期经济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西汉武帝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君主。他既是封建社会一位政治改革家,又是经济家。从公元前140年到公百前87年,在位54年间,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有较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达“盛世之治”,这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以充实基础 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是在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文景之治”的基础上而发挥他的文治武功。在政治上“强杆弱枝”之举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学习《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陈云同志的这卷文稿,把我们带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那些振奋人心的岁月,它清楚地向我们展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根基奠定的过程。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除了没收和改造官僚资本企业、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外,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即:（一）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二）实行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此期间,还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为什么党在这一时期能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元朝蒙古族教育概况

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体的蒙、汉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从公元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始的。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为了维护蒙古族统治者的统治,他曾向内地一些汉族隐士“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根据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使用前朝隐士、兴办学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首先采取了“重农为本”和“用贤为先,用贤则天下治,重农则百姓足”的治国安民方针。这样的治国方针的实现,必然要有求于教育、科学的发展。因此,元朝“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教育,忽必烈即位后,及时于元统二年十二月甲戍,“诏整治学校”,在建国初期,建立了管理学校的机构——集贤院。集贤院的任务是“掌提     

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

按:是年为明万历帝朱翊钧死的一年,万历帝死于这年七月,他的儿子光宗朱常洛即位,九月改元泰昌,不到一个月即行死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明年为天启元年,一年之中换了三个皇帝。这是明朝的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混乱,政治极端腐朽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万历帝溺爱郑贵妃所生的幼子福王朱常洵,要废光宗朱常洛,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梃击”“移宫”和“红丸”三大案的宫廷政变。当时把持朝政的,有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所组成的阉党,又有以赵南星、左光斗等为首的东林党,彼此之间,互相倾轧,争夺政权,弄得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因之     

张养浩的人生观及其两次辞官归隐原因探微

元曲家张养浩至治元年辞中书参议归家,泰定元年应诏赴太子詹事丞,至通州突然返回,仍坚卧不起。《元史》本传及元人别集对此中原因但云“以父老辞官归养”、谏灯山触怒英宗,“不如此,他日必将有撄龙鳞,以犯人主之怒”。而都未涉及为何至通州突然而返。其实,原因并不如此简单,值得深入探讨。     

勘正《金史·太祖纪》标点之错一则

中华书局1975年版《金史》卷二《太祖纪》载,完颜阿骨打于收国二年(1116)五月,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阿徒罕破辽兵六万于照散城。依此标点读之,斡鲁是领兵的南路都统,阿徒罕竟是迭勃极烈了。迭勃极烈官位,《金史》、《金国语解》释为卒贰之职,即位于金太     

关于《渤海纪年表》的几个问题

渤海国虽为唐的属国，但私设年号，有自己的纪年。对于渤海的纪年，学界考订颇多，几乎所有的关于渤海的重要著作都附有年表。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不下十种。各年表间，或多或少，总有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新王即位是当年改元还是次年改元的不同认识；二是对有些史料的不同的理解。前一问题已由刘晓东同志很好地解决了。他在《渤海纪年再考订》一文中考证出：唐的即位改元法分为三个阶段。太宗、高宗、中宗前朝行即位次年改元法；睿宗、武后、顺宗、宪宗时期行即位当年改元法；穆宗以后又行即位次年改元法犤１犦。渤海的即位…     

《陈情表》别有隐情

《陈情表》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赞赏、但论者多从文章本身剖析品评,而对字面以外的深层隐情,却少有人提及。 《陈情表》是李密在晋泰始三年(276)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表文。 司马炎是废魏建晋的“始皇帝”。从传统观念看,他是“乱臣贼子”,不便宣扬“忠君”思想,只宜提倡“以孝治天下”。这是稳定局势,维系人心的需要,是关系西晋王朝长治久安的国策,是巩固政权的大事。这是晋武帝读过《陈情表》大为感动,并称赞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 还赏赐给他两个奴婢,命郡县按时给他祖母馈送给养的原因所在。这是隐情之一。     

霍罕爱迈尔汗即位时间在1811年

爱迈尔(爱玛尔)汗是霍罕史上著名统治者,关于他的即位时间,众说纷纭。王熹在《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上撰文说明霍罕爱迈尔汗即位时间在1811年。王熹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两份档案文件。文件之一是“给霍罕爱迈尔汗的谕旨”。这份文件说明,爱迈尔才得了伯克就遣额尔沁(使臣)向清驻扎喀什噶尔大臣铁保、那彦宝报告,时间在闰三月二十七日,可断定,爱迈尔是在这一年年初即位。文件之二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的奏折”。铁保的奏折末尾所注日期是:“嘉庆十六年五月九日奉硃批:览。钦此。四月初五奏。”这两份文件同是嘉庆十六年的文件,也就是1811年年初。从中可确定霍罕爱迈尔汗即位时间在1811年。     

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略论汉武帝的用人

当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汉代的社会经济已空前繁荣,专制主义中央政权更加巩固。然而雄才大略的武帝并不安于守成,在他即位不久,就从黄老无为政治的窠臼里走出来,另辟蹊径。他“夙兴以求,夜寐以思”,急谋恢宏汉业。“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正是这一愿望的流露。在他看来,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关键在于选贤任能,即所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由于他“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所以出现了“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的局面。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

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 92 3年至1 92 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这是第一阶段,杨虎城因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与中共相互信任与合作,堪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1 92 7年7月至1 935年初,这是第二阶段,杨虎城顶住冯玉祥“清党”的极大压力,继续与中共合作往来,在规模和层次上也有扩展,难能可贵,“九·一八”事变后,他与红四方面军私订协定,和而不战,表明他对中共、对国共两党的作用与斗争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 935年8月至西安事变前,这是他与中共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共通过三条渠道与杨虎城联络停战与合作事宜,杨虎城从抗日大局出发表示接受,为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乃至西北日后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二律背反现象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存在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金圣叹诅咒梁山英雄,视之为盗贼,必欲诛之而后快;另一方面,金圣叹对梁山英雄的遭遇又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才气胆识和能耐又极力颂扬,这构成了一个悖论。而或骂或赞,都是金圣叹“忠君”思想的合理延伸:因为“忠君”,他要骂杀英雄,不许他们挑战君权;同样因为“忠君”,他要反对赃官酷吏,承认“乱自上作”,在这一点上他同梁山英雄有了共同语言,同情和赞扬他们也在情理之中。由此而论,说金圣叹维护本阶级统治,反对农民起义,并不为过,而说他是英雄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欠公允。     

“项羽”和“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东约5公里处(图一)。秦始皇初即位(公元前246年)开始营建,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被迫停工。前后历经三十八年之久。 关于陵墓地宫的内部情况,《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一作 锢)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