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苗疆边墙对湘西地名影响调查——以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地名为例

<正>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吉信镇三拱桥乡苗、汉晒金塘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苗疆边墙的修建对于湘西地名的影响不容忽视。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曾在苗疆边墙修建之后,苗、汉人民之间由于争夺"晒金塘"之村名,发生过激烈     

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从地方治理到国家建构

历史而观,由凤凰厅同知傅鼐等主持并于湘西苗疆推开的"均田屯防",可视为清代国家组织地方力量的自我综合治理,亦为自"改土归流"以来苗疆地方治理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自此,湘西苗疆"边地"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各族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边地"与"内地"日益联属一体,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以此而言,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之制于地方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有着积极作用。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苗弁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探析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社会秩序再度瓦解。清政府改变统治思路,采用"以苗治苗"策略,设立苗弁制度,并招募苗兵作为武备力量。苗弁作为上级政府与苗民之间的桥梁纽带,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为湘西苗疆的治理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对苗弁管理是维持湘西苗疆地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关键所在。以史为鉴,这一制度对当前处理民族关系和维护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古苗疆走廊”研究及其现实启示

"古苗疆走廊"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将湘黔滇二千里跨地域民族走廊连成一条文化线路,串连起散落在沿线的相对独立的"汉移民文化点"和"古苗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圈"。"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带给我们多方面的现实启示。     

“苗疆走廊”视野中的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研究

"走廊学"的研究已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近年学者们"苗疆走廊"的提出,也是当前"走廊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为充分发挥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的艺术价值以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特点,本文基于"苗疆走廊"的概念,以美术文化之整体研究视野,分析"苗疆走廊"的贵州苗族文化特征、贵州苗族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现状,并探讨现当代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凤凰又现新的壮景南部长城

今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２日 ,由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考察组在湖南省凤凰县考察该县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 ,发现了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苗疆边墙。国家文物局万里长城研究专家、７７岁高龄的罗哲文先生将之称为中国南部长城。苗疆边墙位于湘黔边区 ,南起凤凰与贵州铜仁接界处的亭子关 ,贯穿凤凰县南北 ,延至保靖县的喜鹊营 ,全长３８０余里。边墙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１６１５年）耗银四万多两。湘西武陵山和今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区 ,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因以腊尔山脉为中…     

中国南部长城──苗疆边墙

4月下旬，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在湖南省凤凰县考察该县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发现了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苗疆边墙。考察组成员之一，国家文物局万里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先生经过初步考证，称其为中国南部长城。苗疆边墙位于湘黔边区，南起凤凰与贵州铜仁接界处的亭子关，贯穿凤凰县南北，延至保靖县的喜鹊营，全长三百八十余里。边墙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耗银四万多两。湘西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苗族…     

试析清代湘西苗疆天王神判延续的因素

白帝天王神判在清初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后长期存在并延续到民国,成为该地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着重从民间根基深厚、国家司法体制缺位等五个方面讨论了天王神判在湘西苗疆为何能长期延续的原因。     

19世纪湘西"苗疆"屯政与乡村社区新阶层的兴起

19世纪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稳定当地社会,在湘西"苗疆"开办屯政.屯政对"苗疆"多民族社区的社会流动模式、社会阶层结构、社区权力结构、民族文化等,均产生深层次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在屯政中成长起来的半职业化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新兴阶层的规模、特征及其活动的社会后果.     

湘西苗疆汉人风俗习惯差异及原因——以《苗防备览》为研究对象

《苗防备览》是清代后期关于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苗族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风俗志》一门介绍了生活在苗疆地区的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和汉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生活在湘西苗疆不同地区的汉人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     

大通境内的明长城考释

本文考述了大通境内的“明边墙就是明代修筑在青海的明长城”,并对其修筑和维修时间等进行了考辨。     

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研究——以苗疆走廊为例

历史上,随着苗疆走廊的开辟,大量汉族人群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西南民族舞蹈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二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舞蹈文化,三是表达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有历史或故事的舞蹈文化。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客观体现了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徘徊在湘西苗疆边墙

<正>从叱咤风云的亭子关到壁垒森严的喜鹊营,从旷 野苍茫的平垅寨到山高水险的腊尔山——中国 南方长城,象一条黑色的巨蟒横亘在湘西的崇山竣岭 之上,与沿途的八百余座城池、塘汛、屯堡、营盘、 哨所、边卡、炮台遥相呼应 徘徊在湘西苗疆边墙,徘徊在永兴坪碉卡,仿佛 沿着时光的隧道,走进历史的深处,让人们看到了中 华民族的起源、成长,看到了苗疆先民们悲壮的迁徙 和不屈的拼搏;也让人们经受了一场历史风云的洗礼,     

重构“古苗疆走廊”——记贵州大学“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

<正>2012年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论坛由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陶渝苏院长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民族论坛》杂志以及贵州大学等省内高校及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论坛,大家就"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清代开辟苗疆后清水江流域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研究

清代中期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对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探讨了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的诱因及其具体表现.     

“文化贵州”视域中的“古苗疆走廊”解读及其研究范式建构

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解析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继而以"文化贵州"目标视域反思当代贵州文化建设呈现的系统性缺失、核心价值定位局限;针对近年来兴起的"古苗疆走廊"研究,揭示其廊域文化的"自觉性""类本质"特征,其代表的贵州文化"主体性"内涵特征;以贵州文化的系统性完善、"主体性"内涵为导向,初步建构其申遗理论研究范式、相关学术课题研究范式、文化品牌项目实践研究范式。     

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治理

<正> 清朝前期对湘西苗疆的治理可划分为3个阶段:改土归流前,清朝在苗疆基本沿袭明代的设施,依靠土司治理“熟苗”区,军事隔离“生苗”区;改土归流后至乾嘉苗民起义前,在土司区设府县,派设流官,在“生苗”区设3厅,下设百户,寨长治理苗民;乾嘉起义后,清朝对苗疆的治理政策发生转变,实行兵民合一的“屯政”。屯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候才被革屯运动所废除。     

苗疆险峰天星山

千里苗疆,重岗复岭,跬步皆山。湘西武山之麓的天星山以其险绝神奇而独树一帜,冠盖群峰;又因其昔日苗民攒踞此险在康乾盛世与清军激战对决数次而愈加显得不同凡响,撼动古今。攀援天星山,无疑对寻幽探险者和溯源考究者极具魅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