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盛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盛唐三教融通促进经学形成兼融的特性。表现于外是三教经典同披尊荣,体现于内则是三教经义统贯身心,善归一揆。盛唐经学的兼融特性深刻影响了诗学发展。盛唐诗学的代表《河岳英灵集》体现出三教经义的交融影响。盛唐儒家经世之志造就诗学的雅健之风,兴象与风骨两个诗学命题是其表征;盛唐道家经身之能促发诗学带有一种玄真之识;天心顺物的取法之道与言意的之美皆受滋于道家;盛唐释教经心之力融呈诗学主空净之灵。顿悟和境界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刻的诗学主旨。     

论张之洞“清切”之诗学观

张之洞与郑孝胥论诗时,提出＂务以清切为主＂的观点。这一诗学观点在晚清诗坛宗宋诗风笼罩下别开生面,不至于令晚清诗坛太过单调。本文围绕张之洞所提＂清切＂二字,从其源变、内涵、形成和地位影响方面来展开论述,来探讨张氏诗学审美观。     

晚清名臣曾国藩与张之洞诗学研究三题

曾国藩与张之洞为晚清诗坛中两位颇有声名的名臣显要,他俩有着相同的诗学好尚,宗宋而不废唐。曾国藩学诗取径杜、韩、苏、黄,并上溯汉魏六朝,特意编选《十八家诗钞》以示其诗学旨趣。张之洞标举"宋意入唐格",调适唐宋,将宋诗之议论、藻采与唐诗之情韵、骨力浑成统一,但对六朝文学深恶痛绝。两人对"宋诗运动"的形成均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两人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以其地位之显、影响之广、号召力之强而独标笤颖。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论中西诗学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诗学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诗学则是指诗歌创作的技巧。诗学概念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含义 ,使比较诗学研究具有了重要性和必然性 ,并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关注。 2 0世纪以来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借鉴西方文学理论 ,对中西比较诗学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相当多有价值的理论 ,促进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     

郑玄经学三论

郑玄经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史上影响非常深远。今天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特有的经学形态,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容忽视:一是郑玄通学的形成与长期以来王朝政治的实际导向有关,二是郑玄经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王朝的政治统治问题,三是郑玄经学笃信谶纬,由于清代学者的回护,这个问题变得有点模糊了,现在需要重新予以澄清。     

论经学与玄学间的相合相异

经学除了系统的宇宙观、天道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它们与玄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与经学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     

孔子《诗论》与新世纪的学术走向--《诗论》研究述评

世纪之交公布的楚简<诗论>,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外学者对<诗论>的作者,篇题,原简形制以及编联,所涉及的<诗经>篇名,文字释读,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诗论>将对新世纪的学术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孔子《诗论》与新世纪的学术走向--《诗论》研究述评

世纪之交公布的楚简<诗论>,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外学者对<诗论>的作者,篇题,原简形制以及编联,所涉及的<诗经>篇名,文字释读,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诗论>将对新世纪的学术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陈忱丁耀亢小说合论

陈忱和丁耀亢是清初最重要的小说家,在身历明清鼎革人生进程的陡然转折,被迫作出痛苦的"进退出处"的角色选择后,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写出了独特的作品,从而揭开了清代小说史的序幕。通过他们的具体作品,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寻绎出士人们的"思想的流程"。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关怀

今人追忆一代大师陈寅恪多从其文章与人格入手,而甚忽略先生对于后辈学子的关怀,本文主要论述了寅恪先生为学生荐事、荐文所作的努力。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为天下而教化:儒家教化说之精神再检讨

儒家教化说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诟病者多,这些批评与诟病不少就值得再商榷、再检讨.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教官师合一"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孔子开出诗书礼乐教化传统的价值理性的人文基调,强调教化培植人的价值理性而"成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儒家教化说的真义乃在"为天下而教化"而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教化,它的强固存在正是孔子教化为天下为人的理性启蒙之精神不灭的见证.     

论《极玄集》选诗标准的特色及影响

《极玄集》是唐代诗人姚合选唐人诗歌的集子 ,是唐人选唐诗的重要诗集。诗人选诗 ,自有其学识与标准。姚合选诗重大历时代 ,风格重清幽淡雅悲凉 ,体裁以五律为主 ,题材以送别交往为主。《极玄集》的这些选诗标准深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 ,又反映了盛唐之后士子文人的创作心态、人生价值等 ,并对后世诗选及诗人创作等产生深远影响。     

《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深忧“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诗经》中写狐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而“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一再被摹写。     

关于《孔子诗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孔子诗论》面世已逾四年,海内外学者就竹书作者、写作时代、简序排列、简文释读诸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着这些基础性研究告一段落,竹书研究重点便不可避免地转向理论阐释。《孔子诗论》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关于“民性固然”、“以色喻于礼”等命题和提法,涉及到诗歌创作中的情感与礼义关系,接触到儒家文学理论的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为此,本刊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就“《孔子诗论》的理论价值”展开一次笔谈,以期推动《孔子诗论》的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