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很值得加以挖掘和探讨。本文试图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方面使我们可以从历史赋予的条件中寻求历史前进的必然规律 ;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可以跨越 ,但其中的一切肯定成果则应为我所用 ,如此 ,对于我们寻求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富有启迪作用的。     

关于全面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考

马克思的全面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拥有极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东方不发达国家需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吸收养分来滋养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全面跨越,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     

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现这种"跨越"的原因在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跨越"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跨越"的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榜样作用以及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导的结果。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现实思考

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服从与遭受惩罚”同时发生的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具有两重性和“扶强抑弱”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壮大社会主义力量以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发展中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两难困境的最佳选择。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

时下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存在着一些误解。“设想”的核心在于强调西欧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互相补充”，这仍属于马、恩一贯主张的世界革命理论；现实中的东方社会主义则是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同“设想”并无直接联系。论证东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应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而不能以改变马克思原意为基础。     

列宁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考的转变及原因

列宁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过程,而列宁思想的转变又是与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形势和当时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表态

本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表态,是为了支持反对沙皇政府的俄国革命民粹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论争而不得不做出的。后来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的表态做了解释说明。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

近十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存在不少误解。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误解做了分析,并谈了作者自己的看法。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二、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否与他早年的思想相矛盾？三、能否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作者认为,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关键,在于要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要把后来列宁的思想加在他们头上,也不要用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去注解他们的思想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理论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在晚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飞跃.极富理论创新精神,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大创新发展.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根本问题,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这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凝结着时代精神和全党智慧,展示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科学精神,从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要求的高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丰富和发展.     

论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民生思想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学术研究往往对他着重从阶级性方面去探讨,而不太重视他在当时对社会进步和思想发展的具体意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不是完整的最先进的思想,但是他在当时提出并阐述民生主义时,已经在经济、社会的研究方面站在了中国人的前列,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叙述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而非"定一性"的命题,列宁对跨越峡谷的发展模式予以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跨越峡谷的两重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应证."卡夫丁峡谷"的论争是一种关于历史"线性"的论争,它与当前的全球化问题缠绕在一起.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落后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应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政治层面上跨越成功之后如何进行经济层面上的跨越是跨越理论的核心.苏东剧变表明,这些国家没能在经济层面上实现跨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却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能够在经济层面上跨越的.     

孙中山的民生生态观的二重性及其启示

孙中山的民生生态观,是他在深入考察中华传统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生态意识因素和借鉴西方生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民生性是贯穿孙中山的民生生态观的一根主线.孙中山的民生生态观具有二重性,既包含了许多积极可贵的因素,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挖其正确内核,剖析其不足,对当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及对我国民生建设的启示

民生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思想背景.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出了"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提出了"实业救国之道";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对孙中山的民生思想进行探讨,挖掘其中的合理、有益的成分,对目前我国的民生建设实践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民生与文明何以并进——孙中山对民生与文明关系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近代中国学者更多地思考文明与道德的关系,有的担心文明对道德的侵蚀而拒斥西方的文明。孙中山则将文明与民生联系起来,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得文明与民生难以调和,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严重,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尚处于贫穷的农业社会,需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文明与民生在中国是可以并进的,中国越文明,越有利于民生的改善。孙中山对文明与民生的矛盾的思考及其所持文明与民生可以并进的态度,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孙中山国民思想变革论的现代启示

孙中山的思想变革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系列关于革新人们思想观念特别是唤起民众的论述,但这一本来存在的理论尚未清晰地为人们所注意.其现代价值在于:首先,在文化霸权主义背景下,必须保护汉字的纯洁性以弘扬民族精神.其次,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必须以调和消除对立从而塑造人们的和谐心理.再次,中国政治文明必须从基层稳妥开始,为此首先要引导群众心理.最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民族心理.     

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态--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形态.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醒社会主义的力量.三大政策导致了孙中山革命实践与理论的三大转折把学习榜样从西方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把革命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把革命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三大根本性转变使得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由主观变成现实.只有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点去理解与认识其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晚年的评价才可能是客观和公允的.     

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都明确提出要消灭贫困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两者相比较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超越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表现为 :一是选择了“部分先富”的道路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 ,而这两点都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上 ,脱离国情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致命伤     

“正位”呼声的迭起与孙中山的审慎态度

1924年前后,西南各界发出了一种请求孙中山＂正位＂,组织正式的国民政府的呼声。这种呼声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及孙中山在政权建设中的贡献等因素的综合性产物。尽管孙中山对这一呼声一度表现得较为积极,但因多方面的原因,他被迫采取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