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自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士”之“穷、达”矛盾及其文人题画诗的儒家情怀

1.在以往的文人画研究中,人们多注意了庄禅的影响,而很少提及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士")之优良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儒家精神;中国古代之"士"素有"穷"、"达"、进、退之德行化追求;2.源初意义的水墨"文人画"是士人隐逸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兼善天下"受挫失败而"独善其身"的选择,庄禅是他们的本色。但出世退隐而"君子固穷"之"士"却始终郁勃着入世"兼济"之情怀。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题画诗即在表达着"诗以言志"的人格修身与"兼济"梦想,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情怀天地可鉴。     

《风》《骚》"弃妇情结"探论--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

<诗经·国风>开创了比兴传统,其中"以男女喻君臣"的表现"弃妇情结"的抒写传统,堪称"风景这边独好",深受后世悲士与逐臣之青睐.屈原首沾其溉,他于<国风>传统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将"弃妇情结"之抒写传统更为自觉而广泛地运用于<离骚>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士情怀,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抒写模式.<风><骚>"弃妇情结"抒写传统前后相续,同中有异.在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等方面,<风><骚>均呈现出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等明显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这正是屈原继承并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使其诗歌艺术思维产生巨大飞跃的可喜之处.由<风><骚>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表现传统,开启了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诸子略·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小说家"作为学说,并不具有统一成熟的思想倾向;"小说"作为汉代藏书之一类,也似乎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从《汉志》"小说家"依附于道家而又儒、道、方士文化杂糅的现象,考察出其所谓"小说"是汉代黄老之学和新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是汉代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催生的不合经艺之作。     

试谈汉代的"知足"之风

"知足"是老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矣",是"知足"思想的核心表述.汉代颇行"知足"之风,很多人淡泊名利,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在处世态度上,他们为人谦退,生活俭朴,与人为善,远离权势和名利,追求淳朴清静的生活;他们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汉代外交与“软实力”

汉代外交之空前发展主要是因其综合国力之强盛,尤以其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强大所致,同时还与其"软实力"亦有相当关系。"德"是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与总和,其基本理念是认为中原王朝应通过修"德"以吸引四方国、族。"软实力"在汉代外交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之从敌视到仰慕,以匈奴最为典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从隔膜到亲近,其中以西域诸国较为典型。在外交关系中,"硬实力"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软实力"之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是在"硬实力"基础之上方才奏效。     

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

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是中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两大恒定主题,前者的结果一般使得耿介孤忠之士益发执著于现实;后者则导致沦落困境的文人往往走向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形成两种既相关联又相反对的意识倾向一执著意识与超越意识。作为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的早期代表人物,屈原和贾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他们身经的流放贬谪,更给这两大主题和意识倾向打上了浓郁的悲剧烙印,并以模式的作用昭示后人。     

"狡猾"罪论

在汉代"狡猾"一词多出现在律令劾文中,是一个罪名,指惑乱主上、倾乱朝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以及为脱己之罪而诬告他人等具有"诡诈性"的犯罪行为.但是,如同汉代其他罪名一样,"狡猾"之罪又具有罪名模糊、不易操作等特点,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在三国时期此罪被更加具体而量化的条文所替代."狡猾"之罪从刑法典中消失.     

"狡猾"罪论

在汉代"狡猾"一词多出现在律令劾文中,是一个罪名,指惑乱主上、倾乱朝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以及为脱己之罪而诬告他人等具有"诡诈性"的犯罪行为.但是,如同汉代其他罪名一样,"狡猾"之罪又具有罪名模糊、不易操作等特点,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在三国时期此罪被更加具体而量化的条文所替代."狡猾"之罪从刑法典中消失.     

“清”与汉代士人的生活价值

"清"在汉代主要是用来描述和评价人物道德品行的一个概念,自西汉晚期,尤其是东汉开始广泛使用。它代表着士人的一种人格状态,这种人格意味着对于以物质财富为核心的世俗利益的限抑性态度和行为。"清士"以重道轻利的儒学原则为思想依据,身体力行"廉洁"和"清醒"的行为准则。他们的称名于世,体现着对于越来越严重的以沉迷物欲为主要特征的贪浊污秽的社会风气的不满以及加以净化的时代要求。"清"在汉代逐渐复合为"清廉""清醒"与"清高",成为士阶层所特有的人格品性。     

对汉代作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两汉作家所受经学教育之程度居于当时经学教育的中等水平,且多"博览"、"不为章句",表现出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疏离态度.汉代著名作家对于道家之学也多有浸染,汉代作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在生活行为方面,颇任性情,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役,与经学人格相左.道家对于人的欲望满足的合理性认识也为汉赋铺叙物欲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