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兼论民事权利与宪政的关系

正确理解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对形成法治精神和健全法治秩序乃至宪政非常重要。通过从历史实证角度、公法私法区分角度、法律规范角度以及法制统一的角度考察后证明,民法至上论、平起平坐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将有害于法治和宪政建设,应坚持宪法至上论。     

论遗失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对《民法总则》第196条与《物权法》第107条关系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96条将"未经登记的动产物权返还原物请求权"纳入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由此产生该条规定与《物权法》第107条之规定的关系问题。将《民法总则》第196条的规定叠加在《物权法》第107条之上,所表现出的失主的未经登记的遗失物返还请求权规则为:失主对拾得人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期间;遗失物的受让人及次受让人享有前手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受让人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物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但是失主在该条所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的,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受让人不具备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且遗失物的转让行为应具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上述解释表明,在遗失物返还问题上,善意受让人并未享有比恶意受让人更大的法律期间利益,即出现了法律漏洞。其弥补方法有三:或是将物权请求权排斥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或是大幅度延长物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或是将遗失物排斥出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民国初期民法的"新""旧"冲突与调适——以制定法为中心

民国初期,《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与以《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为代表的一批单行法规构成了民事制定法的基础。《大清现行刑律》在本质上属于封建法典,与民国初期迅速发展的近代商品经济和社会民主思潮难以契合,需要加以改造和更新。为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民国初期司法机关以司法行政命令等形式颁行了部分单行法规,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大清现行刑律》的不足。民国初期民事制定法新旧并存的特点明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过渡性社会特征。     

经济法与民法价值之比较——以“经济法是调整增量利益关系的法”为研究视角

法的价值问题是所有部门法研究都不能规避的问题。从法的价值方面入手，将经济法与民法进行比较，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价值差异，有助于人们更加明确地了解经济法与民法的本质，有助于更好地创制、评价和完善法律。民法强调机会公平、交易自由，着眼于增进个体效益，维护微观交易秩序；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强调竞争和发展的公平、自由，着眼于增进社会整体的效益，维护宏观秩序。二者价值取向的差异源于他们调整对象的不同。     

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比较研究——兼论《民法通则》第2条的理论坐标和修改方向

对4大洲、19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提出的32种民法调整对象定义进行研究,可把它们分为老平行线说、新平行线说和折扇骨说三种主流类型,外加一种杂说类型.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属于老平行线说中的德国式变造,这一定义由于无视公法性的人格法在民法中的存在而显得不足.为此,可以将我国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为:民法确定人、财产并调整人之间的关系,此等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继承关系、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债权关系.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形式":"认识能力的协调"与"想像力没有概念而图型化"——对康德美学第三契机的一种解读

在康德美学第三契机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第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是指审美对象的合目的性是"从形式上"(der Form nach)来看的,即就纯粹鉴赏判断中认识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是指自由的想像力对感觉杂多的一种创造性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感觉杂多就仿佛是被按照某种"规则"联结起来了。     

宪法控权是民法生存之基石——以市民社会为媒介

民法以市民社会为生存领域和规范空间.但是,民法在控制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方面,存在着功能供给不足的缺陷.市民社会的培育需要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宪法对国家权力控制得越严密,市民社会的空间就越宽广,民法规范的空间也就越大.若国家权力脱离了宪法的控制,市民社会难以生存,民法的规范空间也就越小.     

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部国家政权,外延不仅包括国家事务,而且涉及社会生活,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外延还是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都是依宪执政。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宪法理念解读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依宪执政的宪法理念凸显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强化了党执政的合宪性基础,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具体化,其内在地要求党的宪法理念的更新。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1954年宪法》与毛泽东的宪政思想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1954年,制定了《1954年宪法》——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是《1954年宪法》的总设计师",这部宪法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他对《1954年宪法》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宪政思想,标志着毛泽东的宪政思想达到了最高峰。这其中既有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也有教训需要我们去反思。     

论中国的宪法、宪政与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宪法、宪政是建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法律资源和深层次的基础结构及基本架构。中国宪法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基础。中国宪政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应当大力提高和增强全社会的宪法、宪政、宪治观念,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深厚的宪政、法治思想的基础。     

《欧盟宪法条约》与当代国际法的演进

《欧盟宪法条约》自2004年由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后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演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内容上包含许多创新之处,如在机构改革方面设立欧盟理事会主席、专职欧盟外长,缩小欧盟委员会的规模和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在决策表决制度上采取"双重多数表决机制"等;在权力分配方面特别重视保持权力平衡。但它也存在条文冗长、分散、不方便适用等缺陷。由于内容的特殊性,《欧盟宪法条约》将在国家主权理论、国际法主体以及国际条约法等方面对国际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推动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尽管在表决过程中,《欧盟宪法条约》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从长远来看,无论未来的法律文件采用何种名称,欧盟将不会停止其制宪活动。     

《公务员法》出台的障碍分析--结合《公务员法》草案规定

我国<公务员法>的制定已经进入了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但是由于<公务员法>草案中在与WTO和国际接轨、公务员定义和范围界定、公务员的进出升降奖惩等方面、对公务员的监督以及保障公务员权利五个方面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给<公务员法>顺利通过带来了障碍,只有真正解决了以上问题<公务员法>才能顺利出台并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行政许可法》：促进依法行政 锻造法治政府

<行政许可法>充分昭示了建设有限、服务、效能、阳光、诚信、责任的法治政府的目标取向,全面体现了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该法的顺利贯彻实施,对促进依法行政、锻造法治政府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我国政府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