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中国善恶报应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善恶报应观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它的发展则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儒、道、释三种报应观相互影响、不断融合的过程,其主旨在于止恶劝善、教化民众、净化社会,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心理需要。中国善恶报应观对中国人传统心理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中国人形成了重德意识、家族使命意识、责任心理和解脱心理;消极影响表现在:使中国人形成了迷信心理、奴性心理、功利心理、自私和冷漠心理。探讨中国善恶报应观,对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生命极限的超越--试论司马迁理性生命观

历史积淀和司马迁的遭遇,促使司马迁形成具有独特内涵的生命观.具体表现为对生命本体的体认和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这是司马迁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后精神的升华和生命力的勃发,是对生命极限的超越.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中印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与异质话语对话中新话语的创生

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以不灭之"神"为生命、轮回及解脱的主体,不仅远离了早期佛教话语"无我"的轮回,也背离了部派佛教话语"假我"的轮回,又偏离了中国传统话语中关于"神"的内涵.然而,正是在远离、背离及偏离中,经由印度佛教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两种异质话语的对话,在接受中远离、背离,在继承中偏离、变通,从而建立了既异于印度佛教又异于中国传统的新话语--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观是抑我的、消极的,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逻辑哲学论》的后因果观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通过自身对世界观的重新诠释形成新的因果观。后因果观对于世界的解释并不立足于事件,而是立足于对象、实体,因为在逻辑空间中事件是相互独立、毫无关系的;它否定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将其理解为规律的形式而不是规律本身,由此破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因果认识论,消解其原有的客观性、必然性、确定性;进而将其看做是对世界的认识形式之一,是主观的产物,因而并不具有确定性。维特根斯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多重可能世界的哲学视域。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当代中国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

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则为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差异,但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佛学的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都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的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者的恰当选择。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命运观及其叙事特征

中国古代的命运观是由儒、道、墨诸家命运观念与佛教命运观念相融合的产物,它是知命、安命、非命与因果、轮回观念的多样性统一。命运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也影响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本文在界定命运观概念基本含义与分析梳理古代传统命运观的形成及内涵的基础上,阐释了中国古典小说命运观的客观存在,分析总结出其独特的叙事特征:以命运发展建构叙事框架、完整性与必然性,并进一步阐释了古典小说中命运观念的悲剧情怀与劝谕世人的审美特征,以此为基点发掘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独特的审美意蕴与诗学价值。     

正义视域下的生态科技观

传统以利益至上为价值导向的功利主义科技观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义向度不足。当前,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需要坚持以正义为伦理关怀的生态科技观,关注环境和人性,以实现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从历史维度审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为坚持以正义为方法论导向的生态科技观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必要性。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价值关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仅是关于政治现象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同时又寄寓着丰富的价值关怀,因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人较多地强调其合规律性的一面,而对其所蕴含的价值内核及价值基础却存在着诸多模糊与混乱之处。本文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观的价值内涵,试图通过区分和分析其价值理想之“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两个层面,澄清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价值内涵的认识与实践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