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论当代中国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逻辑和价值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革、执政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强国的战略而一同向前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法治开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政府、执政党、民生、文化深度结合,由此形成了民主法治、法治经济、法治政府、依法执政、民生法治、法治文化六大法治主题.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体现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整体性逻辑,表明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已被纳入法治轨道.这六大主题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探寻法治的社会根基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 ,民主与法治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 ;“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 ,尤其在立法、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应当说 ,这不仅是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启蒙精神的延展和提升 ,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民主法治浪潮的压力所致 ,它代表着中国摆脱“边缘化”而进行世界性平等对话、实现强国富民蓝图的已久期盼和渴望。然而 ,冷静的观察、体验和分析难免会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 :法治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答案似乎并不十分乐观。最突出的就是法治的“表层化”现象。法治是在既定规则之下实现权利保障和权…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演进的法治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功能与变迁: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实践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实践是中国农村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法治现代化的关键。本文探析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国家法萎缩与民间法兴盛的原因 ,阐述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调控的变迁过程 ,并以农村土地承包、村民自治为契机 ,分析了法律在现代中国农村的运作与出路。认为要真正解决好农民问题 ,就必须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平等与参与问题 ,而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寻求行政组织转向自治组织的有效过渡形式 ,尤其是基层干部要带头守法 ,使农民有尝试运用法律的机会与实践。只有这样 ,才能推进乡土农村的法治现代化     

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关于中国法治的两个问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于宪法学的视角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论宪政的概念与中国的法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和高全喜研究员承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课题,继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术讨论会(部分笔谈内容已经发表于《学海》杂志2007年第4期)之后,近期又召开了第二次学术座谈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会学者分别就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法治国家的标准、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司法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课题组认为,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如何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会学者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