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华政策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华政策中,既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以各种方式支持和援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速了日本的失败,同时,其政策中又夹杂着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一定程度上有损于中国的抗战和进步事业。当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略评抗战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

抗战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问题，是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的问题。本文认为抗战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以１９４１年４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为标界，在此之前的对华政策应当肯定，而在此之后的对华政策则应基本否定     

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与皖南事变

自从1938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后,皖南和江南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华中逐渐成为新四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此,皖南新四军必须北移以作支援。而国民党政府以中央政府的身份迭次发出命令,必欲将中共军队驱逐出华中。国共在华中,尤其是苏北的冲突日渐激烈。《中央提示案》和“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并未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相反加紧发展华中,并要皖南方面做好北移准备,试图以此让步缓解双方矛盾。但就在中共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之时,苏北的曹甸战斗却使双方更形紧张,也使皖南新四军直接北渡长江成为其唯一选择。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途中,皖南事变发生了。     

简论苏联对中国前期抗战的两面外交

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至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中国抗战问题上实行两面外交，即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和平，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另一方面同情和援助中国抗战，希望中国削弱日本。这种政策，既维护了苏联的安全，客观上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本文主要探讨了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形响,认为在这一时期苏联因素一直是美国对华决策的基础和主要依据之一。     

项叶关系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形成的原因，史学界已多有评述。但从项英与叶挺的关系方面来分析的还不多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历史使命使项英和叶挺走到了一起，担负起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的光荣任务。他们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成为一对相得益彰的好搭档，但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未能很好地协调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出现了叶挺的三次出走和项英向党中央的“三请辞职”，以至于发展到皖南事变中项英“不辞而别”、“临阵出走”。这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确留下了值得回味思索的话题。     

试析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的对华政策

综观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的对华政策 ,其基本特征具有双重性 ,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从总体上说 ,苏联还是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 ,但在接收东北这一问题上 ,对中共及其军队既限制又支持 ;另一方面出于与美国争夺远东霸权的战略考虑 ,同时也为了能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捞取更多的利益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既妥协又限制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方面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迅速出现了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后在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对策,缓和了国共关系,从而避免了更大悲剧事件的发生     

皖南事变中的七天七夜突围战

皖南事变前夕,为了扩大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新四军组建了新1支队,由陈毅直接指挥。在陈毅的正确指挥下,新四军新1支队取得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胜利,鼓舞着皖南地区人民的斗争情绪,群众积极拥军支前,踊跃参军参战。在这大好形势下,新1支队1团的两个营得到扩充,于是诞生了新1团。担任新一团团长的是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张铚秀。     

从"亲蒋疏共"到"弃蒋联共"——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

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和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关系的不断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也处于摇摆不定,不断变化之中。通过对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从亲蒋疏共到弃蒋联共演变过程的分析,阐明苏联对华政策的实质是由其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这一历史根源和对外政策中维护苏联国家安全的现实战略目标所决定的。     

英美对华政策与独立自力的中国抗战

本文较全面地论述了二战期间英国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实质，论述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怎样独立自力开展抗日斗争的。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受战况、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和战态度的左右,从而出现了几次重大转变。但日本不论是采取和谈的方式还是扶持傀儡政权,或后来在一些和谈条件上的让步,其全面灭亡中国的意图始终未变。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终未投降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试析抗战前期苏联积极援华的原因

综观苏联政府在抗战前期积极援华实际过程 ,其积极援华的原因有五 :一是苏联面临着严峻的战争总形势 ;二是远东形势日趋严重 ;三是苏联所面临的国内环境 ;四是以援华为先决条件 ,防止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情绪的增长 ;五是以援华抗战为苏日谈判的重要条件 ,迫使日本彻底放弃其“北进”计划。     

苏联国家利益与其抗战时期的对华政策

本文考察了抗战时期苏联根据其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认为这一政策的运作既使苏联成功避免了两线作战,又确定了战后其在远东的有利地位。而对于中国,这一政策一方面由于苏联战时国家利益与中国抗战利益的趋同性使中国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又因为政策中表现出的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同国民党消灭中共、武力统一中国的内战政策的某种一致性,使中国国家利益大受损害     

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事变抱两种态度：一是责难，二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和完全错误的。至于它们对西安事变所抱的第二种态度，看起来似乎与中共中央的主张相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是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两者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     

“联合政府”与美国对华政策——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反思之二

“联合政府”是抗战后期美国与国共两党三者之间交锋的一个关键问题。“联合政府”主张虽由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但却与美国抗战后期对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曾在国共两党之间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并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五点协议。事实上抗战后期也确实出现过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内外部环境,但最终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极力反对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霸权实质,导致了“联合政府”主张的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准备的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奋战，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既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所迫，又取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级军政要员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备战抗日的正义呼声和行动的巨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英美对日态度趋于强硬，尤其是与蒋介石本人对日态度的转变、抵抗意识的逐渐增强密切相关。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投入一定的精力考虑、筹划抗战的准备工作，致使原来停留在口头上的备战计划从1935年之后开始逐步具体落实。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及失败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是矛盾的,也是失败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实质是民族利己主义,采用的外交手法是实用主义,因而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成为俘虏,副军长项英突围中被叛徒袭击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然而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