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生态博物馆法律地位的尴尬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态运动和民主化浪潮的产物,是对传统博物馆模式的超越。其核心理念是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原地保育和社区参与。与西方国家的生态博物馆相比,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多是在文博学者的倡议和设计下,由政府部门主导而成,肩负着社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改善的重任,在功能、性质、实际监管单位等方面处境尴尬。此外,受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主人",其文化主体意识有待提高,相关的制度保障也有待完善。为防止我国生态博物馆在发展初期因缺乏规制而异化,丧失其"文化遗产保存和保育"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行文物保护法中的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规范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另一方面,完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制度,循序渐进地确立传统文化社区的文化遗产权也是必要之举。     

生态博物馆发展创新初探——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

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对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的新思路,即将地方生态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的发展相结合,同时注入民间资本,由社区居民来管理社区文化,解释自己的文化并选择其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实现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也是关于生态博物馆发展的一种新尝试。     

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模式：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完善国家公园体制是贯彻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现阶段有效带动社区参与是解决制约公园建设进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复杂的社区背景因素和社区现存问题,给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带来了阻碍。为应对社区参与困境,引导居民积极参与,通过采用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对社区参与从人地矛盾、社区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现代化方面展开详细分析,研究得出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模式的实践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第一,拓宽社区参与渠道,形成居民主导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居民参与型的生态旅游模式、居民复合型的特许经营模式;第二,为居民参与提供充分的资金、法律、政策、制度保障;第三,注重培养居民参与能力;第四,全面提升居民环保意识。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进一步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基于生态博物馆思想的古村落旅游发展模式

分析生态博物馆思想与我国中东部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密切关系,以皖南古村落宏村基于环境—居民游客满意度调研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空间是古村落生态主体和生态文化的承载基质,生态主体是古村落生态空间和生态文化延续和创新的关键,而生态文化是古村落生态主体和生态空间核心特质的呈现方式。在立足池州市自然和文化特殊背景前提下,以上述结论为参考,提出了池州市古村落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的相关路径,即正确处理生态空间、生态主体和生态文化三者关系,科学保护、有机更新、合理布局生态空间,保障利益、分清权责、矫正确立生态主体,唤醒民知、推进民为、创新发展生态文化。     

我国环城旅游与当地社区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21世纪，我国正进入休闲旅游时代，人们的出游意识、出游方式和出游目的地的选择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城旅游以其出游路程短、所需时间少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青睐，得以迅速发展。在环城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社区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实力之差以及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等原因，二者一直处于“非均衡”的发展状态。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社区进一步赋权，提高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明确当地社区的主体地位，使环城旅游与当地社区在制衡中均衡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路径

从参与行政决策的含义和价值入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程度不高且法律保障不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领域有限且介入时间较晚. 提出健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路径,即明确公众参与制定行政决策的合法地位和公众参与实施行政决策的合法地位.     

贫困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平台构建研究——以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景区为例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形式,能够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本文基于利益相关主体理论和社区研究理论,对太湖源景区与白沙村的成功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探讨贫困地区社区参与平台的构建,并认为其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关键。村委会在维护社区居民利益、保障社区增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旅游企业等利益主体与居民沟通的桥梁。本文为贫困地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以“居务公开”为着力点，让社区更和谐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共有244个社区，其中农村社区230个。该区围绕社区规范化建设，以健全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职责、抓好落实为着力点，推进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进一步深化、细化，有效促进了“四大民主”的落实，保障了居民权益，推进了社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及其构建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特别是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在短短的30余年内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但从各项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目标和内容、相互关系以及实施情况来看,依然存在着诸多不适应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的环境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和修订,以构建和完善其法律体系,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一,应统一立法理念、目标和内容,使其更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要求;第二,应理顺各项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法律体系;第三,应强化环境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保障其有效实施;第四,应加强司法机构和司法主体建设,提高其独立执法的能力;第五,应加强环境教育、强化公众监督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社区营造视角下传统渔村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传统渔村是我国独特的村落形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但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严重的挑战。社区营造视角强调居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度,通过社区内的居民参与,实现渔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区营造视角也注重渔村的整体环境营造,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通过社区营造视角的应用,可以促进传统渔村保护与发展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特点。本文分析传统渔村保护与发展的政策演变以及相关活动的效果,旨在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促进传统渔村的可持续发展。     

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法律障碍与应对

智能网联汽车市场准入规则不统一、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责任主体不明确、对海量运行数据的监管机制难实施，是目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法律环境建设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发展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对接已有法律规范并结合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特点，建立智能网联汽车行驶运营的统一准入制度，明确智能网联汽车高度自动化运行状态下交通事故的企业主体责任，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风险监管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双层治理模式，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为新技术的快速应用提供法治保障。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时代意蕴、发展困局与破局策略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是数字技术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当前,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法律法规层面,呈现出生态环境数据确权与数据泄露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数据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生态环境数据区域协同的法律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在运行机制层面,存在环境智慧治理协同机制缺失、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机制缺位和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匮乏等现象;在技术伦理层面,数字身份危机、数据崇拜主义以及数字独裁风险等造成环境治理行为受阻、决策偏误和运行不畅。为此,亟须强化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其运行机制,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约束,以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不断走向成熟。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农业生态旅游实证研究——以广东罗定市南充村为例

社区居民参与农业生态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它是一种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收入的新型形式。这种形式以当地的社区居民参与为依托,能使农业生态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社区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生态资源与环境得到保护,双方形成良性互动发展。在广东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南充村,居民参与农业生态旅游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南充村居民参与农业生态旅游进行探索性研究,并提出南充村居民全面参与农业生态旅游的模式选择,这对当前新农村建设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对内蒙古林业建设的思考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阐释生态文明的内涵的基础上，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结合内蒙古林业的特点和林业生态建设的现状，阐明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林业生态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加强林业生态建设促进生态文明提出几点思考。     

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

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认识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实践及制度完善。明确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正确认识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前提。抑损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费的征收主体）和受益者（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增益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贡献者（为流域生态恢复与改善作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立法确立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协调作用,满足受益者的流域资源开发利用需求,调动贡献者的流域生态保护积极性,建立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良性互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体系,有助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知情权制度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知情不但是公众有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还有利于预防不利于生态环境行为的发生并及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顺利快速实现。但是我国知情权制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知情权制度主体、客体、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扩大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权利主体范围、严格限制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完善知情权司法救济,为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     

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内涵及制度构建

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调整在实施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任何忽视海洋生态本身的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都不具有持久生命力。海洋生态补偿制度设定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了保护或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必须在明确其法律内涵,了解其立法、司法及执法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围绕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偿资金来源等要素展开。     

对我国社区法治建设的思考

社区法治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我国社区法治建设已经开始并初见成效。然而有关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社区法治建设应明确社区和社区组织的定位,理顺社区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关系,实现社区依法自治,建全社区法律制度体系。     

“生态福利”的法学蕴涵及其学理证成

生态福利是生态危机时代公民的生态利益普遍缺乏法律保障的背景下提出的新型权利概念,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由政府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公共利益。生态福利符合权利的基本特征,它既是从生命健康权延伸出来的公民基本人格权利,又是从公民环境权分化出来的公民基本环境权利,是一种新型的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对环境整体价值保护必然要求生态福利的权利化,对社会主体生态福利的法律保障是环境公平的合理内核,生态福利是法律调整生态利益冲突的直接结果,各国的环境司法实践也彰显了生态福利是环境法益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