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文学与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皆参与了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观念及文化心理的塑造,使之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而使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文学意义及特征演变

关于诗、赋的早期群体性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并在活动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学意义。春秋赋诗的诗学意义,主要体现在赋诗统一于燕礼、取诗之义与赋诗者之义同类以及赋诗与舞相合、已志与国志合一、观志与言志相符、风雅氛围的营造等。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在汉初藩国群体中表现为激发赋家的创作热情、形成赋作的统一风貌;武、宣时期,体现在赋家才能与技能得到施展、赋作质量与数量得以提升、对赋作评选标准的讨论、汉赋理论的提出、汉赋政治职能的强化等。从春秋赋诗到西汉赋家群体活动,其特征演变主要表现在政治性向娱乐性转变、礼仪化向日常化转变、主体参与性加强等三方面。     

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人群体的教育活动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化发达,文人群体活跃。他们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地方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绍兴教育的兴盛与发展,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群体价值观念的新趋向。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方外十友与盛唐文学

方外十友是初唐后期的一个文人群体,其得名时间大致在武后光宅元年(684年)至垂拱元年(685年),此后交游虽然还在继续,但已非全部.陈子昂辞官归蜀后,这一群体基本上不复存在.方外十友之所以能形成,一在于他们的思想情趣和人格追求比较一致,二在于他们彼此之间有深刻的理解,三在于他们的文艺才能和好尚相同和趋近.方外十友对盛唐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描写神仙生活,二是表现幽独情怀,三是抒发真挚友情.盛唐文学的内容和风格,与方外十友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庸言》杂志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庸言>是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从1912到1914年,<庸言>"诗文"栏发表宋诗派作品200多首,占总数的1/3.宋诗派重要的理论作品<石遗室诗话>也连载于该刊.<庸言>开创了近代宋诗运动的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年轻的宗宋诗人在<庸言>上频频出现,他们自觉以陈三立、郑孝胥、陈衍为核心,延续了自晚清以来的宋诗运动的生命.<庸言>在宋诗派由分散状态向集团力量过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诗派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建安文人用典的创新特征

用典作为古代文人进行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之一,可谓源远流长。建安文人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文人用典的传统,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上的创新性,用典的形式灵活多样,反用与活用成为用典的主要形式,语言更加概括,表现出作者对被用语句内涵理解、把握基础上的运用能力。其表现之二就是内容的创新性,多为抒情言志,强调和突出所用典之本事所蕴含的文学性,出现了按类隶事的作品。其表现之三就是艺术上的创新性,用典自然浑成,贴切恰当,显得更加含蓄委婉、意味无穷。     

《东方杂志》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东方杂志》在1915—1920年间发表了大量旧体诗作,其中大部分为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的作品。本文从这些期刊上的诗出发,分析了宋诗派这一古典文学群体对现代传播空间的占据,以此展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旧派文学生存状态的复杂性。     

梁园之游：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

梁园之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盛事。它虽然出现在文学尚未独立于经史的西汉初年,但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梁园之游对后来出现的文人群体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游,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园之游,以及后世文人的群体创作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梁园之游的某些特征。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鸿都门学之争与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观念

灵帝设立鸿都门学的意义 ,关键不在“文士社会地位的提高” ,而在承认文学与政治的分离。士大夫对鸿都门学的抨击以及贬低辞赋的言论 ,同样包含着这一积极的文艺观念。他们共同反映了文学独立的到来     

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地域因缘

围绕着学海堂聚合起来的学海堂文人群体,确立了新的身份认同与主流文化圈的构成,象征着晚清广东学术格局的新变。在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过程中,地域的纽带是铺展和联结起这一群学人最为天然且坚韧的因素。考察学海堂人的籍贯、师从、交游等,归结出地缘、血缘、学缘这三个基本的因缘关系,探析地域机缘生发的牵绊对于学海堂文人群体聚合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借此一窥晚清省城学术文化生态的融构。     

试论土司文学的特征

随着土司问题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土司文学逐渐被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土司文学是历史上各族土司及其家族成员创作的文学,具有作者家族性、题材封闭性、体裁失衡性、技巧成熟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