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本质是环境规制政策，它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围绕波特效应，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我国政府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明显提高了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其中西部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大大超过了中东部，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相较于国企更能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投入。     

汇率调整对出口厂商行为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海外市场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汇率政策对本国出口企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本币升值或厂商相对成本提高时,本国厂商的市场份额、加成率和利润将下降,市场需求弹性上升使得市场份额向更具成本优势厂商配置,成本劣势厂商加成率及利润下降,并在不同竞争设定下检验了相关结论的稳健性。考虑到厂商异质性及进入与退出,贬值仍是本国出口扩张的有效工具,它使得海外市场竞争环境更宽松并导致低效率厂商进入。在国际产业链分工情形下,汇率调整在影响本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存在着跨国溢出效应。     

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研究：垄断与双寡头竞争

基于新产品正式预告（F）与非正式预告（I）策略的成本差异、网络效应及其不对称预期视角,构建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双边市场博弈模型,比较垄断与双寡头竞争情景下平台采用不同策略组合时的利润、定价及其市场份额,分析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的选择机制,辨析垄断与双寡头竞争下平台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的差异。研究表明：垄断下,正式预告并非总是平台企业利润占优策略,新产品预告收益与成本的权衡是策略选择的关键;双寡头竞争下,非正式-非正式策略组合总是平台企业利润占优策略,竞争削弱了预告收益与成本权衡因素带来的影响,不对称预期的充分利用才是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的关键。     

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吗?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由中央及各地政府落地实施,但其效果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差强人意。从区域产业依存度是否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以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为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PSM方法进行分组,运用DDD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依存度分组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产业依存度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通过DEA分析发现该类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需考虑区域产业依存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以保障提升发展效率,推进绿色发展速度,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设施联通、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互动效应——基于“一带一路”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设施联通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影响将越来越显著。在科学构建设施联通、技术创新和出口增加值理论分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和OECD-ICIO投入产出表测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企业国际分工成本，增强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正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抑制上游企业技术垄断势力，激发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市场竞争效应。此外，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海运联通对企业出口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     

灰市场定价策略均衡分析

【目的/意义】在灰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了独立灰市投机者参与灰市场投机时，企业应对灰市场的定价策略组合决策。【设计/方法】构建由两个完全竞争企业和独立灰市场组成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考虑企业选择两种不同的定价策略应对灰市场，分析了四种战略组合下企业对灰市场定价决策的纳什均衡解及灰市场存在的条件。【结论/发现】在两种不同定价策略下，当产品竞争不太激烈，国外市场规模较大时，企业均使用批发价策略占优，反之企业更愿意选择零售价策略。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绿色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

作为应对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保护的金融工具,绿色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正面临支付意愿不足的困境.立足于微观主体的投保行为,通过理论模型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绿色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首先,利用效用理论分析投保人的行为特征和保险产品的设计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从理论上提出影响绿色保险支付意愿的因素.然后,结合无锡市推行绿色保险的成功案例印证理论分析得到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绿色保险发展的建议.研究表明,降低投保成本、建立科学合理的绿色保险定价机制,以及政府对绿色保险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灵进行纠正,是提升企业支付意愿的主要途径.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生态市场主义视域下西方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实践评判及中国制度优势

气候变化将会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系统性冲击。为了应对气候风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生态资本主义思潮,其中又以生态市场主义对西方国家气候政策的影响最大。生态市场主义在机制逻辑上过于强调市场机制的价格引导作用,进而导致绿色投资形成不足;在政策逻辑上过于依靠有效市场理论,进而导致企业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难以内部化;在技术逻辑上,资本市场难于达成对气候风险定价的共识,无法提供技术底层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在机制逻辑上,突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引导绿色投资;在政策逻辑上,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制定经济政策,避免市场失灵问题;在技术逻辑上,有为政府激发了市场主体积极应对气候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动力。     

企业市场占优投资竞争策略研究

应用博弈论Cournot和Stackelberg竞争模型,并引入投资期权的分析工具研究两个竞争企业的市场占优投资决策的纯策略和混合策略.用数学模拟方法分析不同市场条件下具有或不具有垄断投资机会的企业市场占优投资决策策略,以及市场波动对不同性质企业进行市场占优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企业往往希望通过市场占优的投资进一步培育或发展自身的核心能力,以期望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取优势,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行市场占优投资的决策可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也可能带来损失,如何进行市场占优投资的决策是企业应该切实关注的问题.     

对我国军品价格管理改革的理性思考

军品 (武器装备 )的价格管理工作 ,涉及国家财政、军队武器装备需求以及生产企业三方面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 ,我国军品在价格管理上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成本加成定价法 ,虽然国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军品价格管理进行了改革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品价格管理体系 ,但是 ,现行的军品价格管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导致国家、军队和军品生产企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 ,笔者通过调查与实践 ,提出了“改革军品定价基础 ,以目标制造成本取代完全军品定价成本 ,精简军品定价成本的内容 ,取消固定成本加成率 ,提高和实行浮动的成本加成率 ;引进市场机制 ,简化军品定、审价程序 ,规范军品价格管理模式”的一套过渡性但简便可行的改革措施 ,以便为以后的全面实质性改革奠定基础。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碳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债务违约风险的中介效应研究

在绿色信贷政策加快实施的背景下，碳信息披露成为债权人信贷决策的重要因素。以2013—2016年中国A股高碳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分析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碳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呈“倒U形”关系，且债务违约风险在碳信息披露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最初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会增加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导致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然而当碳信息披露质量超过一定临界值时，碳信息披露就能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发挥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低成长性企业更为显著，企业成长性水平的降低增强了债务违约风险的中介效应，促进了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不同成长性水平的企业有效利用碳信息披露、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税制改革、企业成本与企业资源错配

要素资源有效配置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而减税降费政策是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手段。企业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水平，进而使得企业资源错配状况得到改善，而且企业成本加成能力提升将有利于增强上述政策效果。因此，应保持减税降费政策的连续性，加快实现减税降费措施的落地实施，同时提升企业成本加成能力。     

全球科技企业并购的趋势、竞争隐忧及反垄断应对

科技竞争已成为现阶段大国博弈的焦点，企业的技术垄断往往能成为技术母国的权力之源，制约他国的科技发展。当前全球科技企业的并购呈现以相关技术为目标、注重产业规模效应的叠加以及全球领域跨国并购的特点，不仅容易引起相关技术市场的垄断，更可能带来国家竞争层面的影响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改变。反垄断法是影响全球竞争最重要的法律措施。基于现阶段复杂多变且高度敏感的国际局势，应充分发挥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的事前防御功能。在反垄断的法律框架下，一方面应当采取多元化、动态性以及长期性的反垄断审查标准以规避具有竞争损害的全球科技企业并购，另一方面应善用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以减少全球科技企业并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效果，为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公平健康环境提供法律保障。     

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市场价值

“双碳”理念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ESG表现关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而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究ESG表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鼓励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2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华证ESG评级得分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进行衡量,并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影响ESG表现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过程中还具有门槛效应;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公司治理维度在ESG整体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