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国际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局限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作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具有专业知识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在弥合各国分歧、统筹各国行动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局限及未来路径进行梳理整合,丰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相关的理论成果,推动国际组织更加高效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全球治理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共同协商和共同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规章制度还是从主客体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融合。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对自身和全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以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角参与全球治理,为全人类经济、政治和理论等方面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演进逻辑——基于联合国与欧盟的实证分析

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以跨国协作的方式识别、应对和防范由气候变化引发或加强的安全风险,属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本文基于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反思,提出"言语—实践"演进框架,即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演进存在言语行为与试验性实践并存的初级阶段、机制化合作的高级阶段。气候安全治理的兴起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严峻威胁、传统安全治理与常规气候治理融合实施的需求、各国国防事业面临的挑战和部分国家的政治意图。本文以联合国和欧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治理处于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状态,已形成丰富的治理话语与试验性实践,但机制化水平较低;国家间持续开展高级别的协商,并达成一定共识;试验性实践日益增多和扩散,主要表现为将气候监控手段与冲突预防相结合、将气候适应性策略与维持和平行动相结合;存在"说得多、做得少"的情况。各方仍面临将理念、表态转化为务实行动的阻碍,包括各国对治理方式方法存在基本分歧、当前治理存在西方主导的倾向、治理手段很难短期内见效及部门协作需要磨合等。我国应主动关注相关治理进展,促使国际社会以高效、稳妥、可承担的手段开展实践。     

《巴黎协定》实施机制与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

《巴黎协定》实施机制决定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和路径。2018年卡托维茨气候大会在实体规则和组织机制方面解决了2015年《巴黎协定》存在的规则模糊和机构不协调两大问题。作为《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载体,卡托维茨气候文件不仅围绕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这五大核心支柱丰富了缔约方履约机制,也确立了全球盘点透明度和遵约为保障五大核心支柱实施的缔约方履约追踪机制。这两类机制共同组成了《巴黎协定》的实施机制的两个有机体。巴黎实施机制呈现整合性和技术性两大特征。该机制不仅包含渐进式集体评价体系,还具备多边环境条约首个透明度程序制度。未来谈判中,巴黎实施机制需要明确能力建设与透明度间以及遵约和全球盘点间的两类程序制度的关系。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演变与路径优化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的发展和延续,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中国一直坚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起始阶段（1972—1992年）、全球气候治理发展阶段（1992—1997年）、全球气候治理“自上而下”进展阶段（1997—2001）、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停滞阶段（2001—2015年）和《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跟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经历了谨慎参与、战略防御、发展协同和主动引领四个时期,完成了消极观望、被动接受、主动参与和积极引领四种角色的转换。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一是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二是增强与其他气候治理主体的合作与协调;三是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四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前瞻

全球治理理念滞后是全球治理失灵的根源之一,过去"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困境。新时代中国以多元治理、关系协调、互补共进等思维方式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全球治理的内涵;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增强全球治理的宗旨意识;树立"共赢共享"理念,坚持全球治理的责任原则;树立"聚同化异"理念,积极探索国家间矛盾化解方式;树立"民心相通"理念,塑造全球治理"情感"路径。理念创新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发展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努力建设平等公正的全球治理秩序,培育开放包容的主权国家发展思维,展现契合于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特征。     

新时代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面对持续时间久、牵连国家多、涉及范围广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随之凸显。时代的浪潮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和个人等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幕前,它们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趋势势不可当。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

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实践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不仅是中国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发展新阶段,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践行新路径,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空间;二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效参考和有益借鉴;三是主张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一直随着国际社会基础的发展而演进,历经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朝着国际共同体阶段发展。在全球性问题和全人类共同挑战日趋严竣的今天,呼吁更高的组织化程度、更契合的合作目标和更发展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与西方个体主义、零和思维、倾向明显的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从国际共同体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球治理理念,包括全面系统的整体治理观、广泛协调的共同利益观和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要求。需要重塑分散的全球治理结构,引导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集团多重博弈研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行动纲领与合作平台。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尤其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各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与重复博弈,并分析了气候基金中存在的联盟博弈和子集团的权力大小关系。必须合理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