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关于富含原始儒家诠释学思想的两个命题的思考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均出自《论语》,且都是富含诠释学精诣的命题,前人多分别进行过论述。今将两者放在同一个诠释学理论的平台上,以求更好地揭示出这两个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今人对“述而不作”的理解是建立在“辞达而已”的基础之上的,“述而不作”对元典或经典的诠释态度最终凝结于语言得以表现,“辞达而已”恰好囊括了我们对“述而不作”诠释的维度。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广东名儒简朝亮的注经特色与若干不足

简朝亮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经学家,其经学著述不仅开广东学者以义疏体注经的先河,而且标志广东经学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训诂成文是简朝亮撰写义疏体著述的手段,注音、释义是其内容.采用韵书反切注音与标示地方读音、从摘字为音到普遍注音与训诂文字多依《尔雅》、《说文》、《释文》与汉宋经师训诂、广征博引与择善而从、经、史互通等分别是简著注音、释义的主要特色.略显武断、空话太多、重复表述等则是简朝亮注经的主要不足.     

汉字“诠”在多重语际间的意义谱系——从“■”到“经学诠释学”

由于跨文化互文的不同处境,“Hermeneutik”这一德文术语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必然延异为多种译名,其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占据“中心”以统摄其他译名的“权力”。“阐释学”这一为文艺理论界及文学阐释学所青睐的中文译名,亦不应被强制阐释并形塑于概念等级之巅。其实,在西文语境中“Hermeneutik”的词源及其与“赫尔墨斯”的关系亦是复杂难辨,其中的诠释学建构更需在语际间的翻译转码中给予解构性透视。然而,在中西诠释学概念的互视中,字义或词义于自身语言网络中的散布状态,却为其在本不可通约的多重语际间创造了意义勾连与谱系建构的可能。因此,“诠,具也”“具,共置也”这一递训之链,必须在语际间的相互指涉与反身指涉中,方可成为“诠”与“λóγο?”和“auslegen”融通互释的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枢纽。进而,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合会共置,也使得“经学诠释学”成为“言具古今、择鉴中西”之学,其不仅为传统经学之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可供择选的路径,也为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营构了生产性的话语空间。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2006:诠释学与中国

2006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稳中有升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严肃性的译介与挖掘性的探索齐头并进;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不断积累;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的一些探讨亦堪推介;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法学、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     

2008:诠释学与中国

2008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持续的推进中收获了诸多扎实而丰厚的果实: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积累性的译介和争鸣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亦颇有斩获;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仍有一些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历史学、心理学、翻译诸领域的表现较为活跃.     

从《关雎》看诠释主体在经学诠释学中的意义

诠释主体的确定对意义的生成具有极重要的限定作用,在此层面上经学家对《关雎》的解读是非常完善的诠释。不论是《毛诗正义》还是《诗集传》,都将文本还原为有诠释主体的在场言说,由此说明了诠释主体问题在经学诠释学中的重要意义。     

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004:诠释学与中国

相对于2003年略显平实的情形,2004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更为活跃、热烈。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已有实践性的探索和具体的建构；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于美学与诗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学诸领域都有新的进展和开拓。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5:诠释学与中国

2005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整体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迻译与研究方面,针对性的引介与积累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探讨仍有诸多争论;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虽然伴随着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存在学术含量与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依然不乏严肃性的、规范性的著述成果。     

青州经学研究

青州经学是汉魏三大学术流派之一,它与荆州经学双峰对峙,判然两分。其存续时间比荆州经学长,区域范围也比荆州经学广,其学术渊源、理论形态、传承内容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青州经学是北学的源头,它直接导致了北学的产生。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亡书考略

自先秦至两汉,道家学说兴盛一时,其学派众多,著作颇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正是研究其时道家学术源流的重要资料,然其中所列道家典籍多亡佚,不免可惜。本文立足传世先秦两汉文献以及近年出土的文献材料,搜罗关于道家亡书的蛛丝马迹,作出材料上的初步工作,拟为进一步辨章其学术、考镜其源流提供参考。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治经还须开生面

我们在现代的语境中讲经学,不可能照着古人的讲法讲,只能接着古人的讲法讲,因此应该选择综合创新的进路,力求讲出有灵魂、有生命的新经学,讲出体现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有机统一的新经学。     

诠释学视野下的王弼易注研究

在玄学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王弼背离汉易象数易传统,自标新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文本观,并对易学诠释维度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革新,从而建立起了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更重要的是,王弼完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