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高管团队国际化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兼论信任文化的影响

企业“漂绿”行为的蔓延与扩散已成为我国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障碍，亟需从企业决策者角度寻求解决之道。聚焦高管团队国际化，实证检验了组建具有国籍多样性的高管团队能否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国际化能够抑制企业“漂绿”,而且信任文化增强了国际化的绿色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国际化有利于降低管理层短视、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作用于“漂绿”;在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外籍高管越多、企业为非国有性质、董事长或者CEO为外籍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国际化对“漂绿”的影响越显著。上述结论丰富了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为推动企业“真绿”提供决策参考。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

企业“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或是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三个方面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一项重要类型，专项督察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较为明显，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督察结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向效应；严厉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与透明及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中央环保专项督察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整改的重要因素。     

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的影响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连续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了5 000次的反复抽取,构建单一与链式中介模型,基于内部治理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由媒体报道代表的外部监管和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对漂绿行为均能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内部治理具有遮掩效应,即当负面环境报道产生时,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结构和内部监督水平以弱化外部媒体的冲击,进而形成“负面报道产生—高管团队调整—内部监督弱化—漂绿治理削弱”的链式传导路径,说明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外部“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对此,有关部门在完善媒体治理体系的同时,应当关注内部治理的“双面性”,实现企业内外联动,优化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机制。     

独立董事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双碳”目标的当下,社会高度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独立董事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起到监督作用,但独立董事又往往具有政府背景而形成政治关联。本文采用中国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负面和正面环境信息披露分别具有抑制和促进效应,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政治关联度越强,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度越弱,正面环境信息披露度越强。这种负向效应在具有省级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为明显,而正向效应在具有中央级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显著。同时,加大中央反腐力度、环保督察强度以及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度,均能有效降低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的遮掩效应,甚至让该效应消失,并强化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正面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无疑为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政策指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绩效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分配

绩效期望落差影响管理者的搜索动机和冒险能力，进而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决策。选取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绩效期望落差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在绩效期望落差较大时仍进行大额现金分红主要是出于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难度和留住现有投资者的目的；绩效期望落差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U”型关系在高盈利能力、拥有较多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再融资制度的规范，增强对异常派现企业的监管，并积极引导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企业应注重增强自身发展韧性，及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绩效期望落差水平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     

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如何影响绿色投资？

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会影响绿色投资。利用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从企业年报文件中提取信息，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检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低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控点”企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减少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不可逆程度均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为降低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以增加绿色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的改革尝试——“泡泡政策”的出台及其合法地位的确认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环保署颁行了一项环境政策改革措施——“泡泡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前后，各相关方围绕如何界定“固定污染源”及该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泡泡政策”合法与否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其合法。“泡泡政策”合法性得以确认，主要因为：“泡泡政策”契合美国社会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泡泡政策”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的局限提出来的；“泡泡政策”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各相关行为体积极推动的结果。以“泡泡政策”为代表的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政策是一种改革尝试，代表着美国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制度质量、人口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和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显得尤为紧迫。在阐述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通过减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道德风险及不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制度环境中地区腐败通过提高经济主体遭遇“敲竹杠”行为的风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及法律制度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质量结构通过增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口数量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漂绿”的竞争法规制

随着绿色需求对商品经济的渗透,环境友好产品、服务或实践的声明愈加普遍。不乏企业作出虚假或误导性的绿色声明即实施“漂绿”（greenwashing）。“漂绿”对竞争者、消费者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亟需法律规制。根据“漂绿”的界定及对美国竞争法规制“漂绿”案例的分析可证明竞争法规制较为有效。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和“漂绿”最为关联,但因条文的局限,不能完全有效规制“漂绿”,应作修改：明确“漂绿”的标准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概念;允许利益受侵害的消费者作为诉讼主体;增加一般条款和规制“漂绿”的条款;加强“漂绿”企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

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出发，利用官员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创新。这一发现在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样本的组内相关性以及更替频率的潜在冲击等因素之后，依然稳健。从企业和城市两个维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正向调节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同时，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越显著，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高工业化发展地区的企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