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

辽代契丹皇帝崇佛,致使辽代佛教盛行,所度僧尼众多。在这众僧之中,有一个与辽代最高统治者关系十分密切的上层僧侣阶层,很有特色。高僧们在政治上入仕为官,经济上十分富有,文化上博学多才。这一僧侣阶层的形成与存在,对辽代后期社会产生了利、弊兼及的两方面影响。     

会昌前后僧俗关系的变化与文学之“转变”

中国佛教的转型，以武宗会昌排佛为一大关键。此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于皇室、贵族的布施，僧侣交结多显宦世族。会昌后，寺院经济受到限制，加之中央财政和贵族经济势力衰退，寺院不得不向庶民寻求布施，通过扩大信众数量以获得必要的经济资助。迅速扩大了面向庶民娱乐需求的讲经活动，以通俗故事演绎佛理，这一“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俗讲和变文。中唐寺院经济转型及僧俗关系调整，则为中晚唐文学转变的动力之一。     

成都人言语中的讳饰

人类都有禁忌心理,而这些禁忌必然要反映在语言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心理和交际的需要对所说的意思忌讳时,往往采用委婉、间接等方式来代替直白。如:“死”,普通话一般说“逝世”,北方也有说“老(称老人死)”的。佛教对僧尼美称为:“圆寂”,意为:圆满、寂灭。日本更是忌讳,他们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四号床位,因“四”与“死”音同。在说到“四”的时候要训读,即用日语读汉字,不发“死”字的音。     

论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僧尼（主要是上层僧侣）作为藏区三大领主的主要成员，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受到传统法律的保护。然而，对于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问题，学术界很少涉猎。本文着重剖析了藏族传统法律对僧尼的宗教特权、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规定，指明了僧尼阶层在藏族社会中特殊的法律地位，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作了简略分析。     

吴语区宣卷概说

宣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间讲唱艺术,其演唱的底本称做宝卷,宣卷源于唐代寺庙中僧尼的俗讲,元代正式形成,吴语区的宣卷是明代中叶由北方传入的,清代乾隆以后有长足的发展,近现代成为吴语区流传最广的民间讲唱艺术之一。宣卷从产生起便同民间的信仰活动结合在一起,并具有明显的教化和娱乐功能。一、吴语区宣卷的渊源和发展概况宣卷源于唐代的俗讲。唐代的俗讲是佛教僧尼在寺庙中向居家二众宣扬佛法的一种讲唱艺术形式。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宋手写卷子中便保存了许多俗讲的底本,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讲经”,底本称“讲经文”,是演释佛教经典的;二是“说因缘”,底本称作“因缘”,“缘起”,或简称做“缘”,演说佛教传说故事。唐代俗讲世俗娱乐的特点已十分明显。著名的俗讲僧文淑“公为     

“无畏施”的教育隐喻

佛教有“三轮空寂的布施”之说。很多人认为布施就是捐钱,其实这只是布施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布施的意义非常广,佛教提倡的布施可以分为施财、施法及施无畏三种。真正好施乐施,除了施物,将先觉真理给后来者也是布施,     

以音声为佛事——禅门音乐审美化生存方式

禅宗大师十分重视"以音声为佛事",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阐释,更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所谓佛事,指有益于佛法、发扬佛德、教化众生之事。在禅宗典籍中,音乐歌舞乃"音声佛事"的主要内容,它们涉及赞呗音乐、教化音乐、供养音乐、法事音乐、修行音乐等各个方面。音声佛事乃是宣扬佛法、教化众生、自我修持的重要法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修行法事乃是每个僧尼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经常性的修行法事活动项目,为每天必须进行的"朝暮课诵",它是佛教最基本、最普遍的法事活动,是僧侣每天生活的基本内容,"犹人日用饮食,不可无也";而"朝暮课诵"乃是"以音声作佛事",即用诵经、唱佛名、歌梵呗等赞颂佛、供养佛,所以禅僧们是天天生活在美妙和雅的佛音的熏陶之中,因而音乐审美活动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方式。     

佛教布施观对当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启示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倡导自利利他,佛教布施思想中蕴涵了丰富的利他、助人内容,为其慈善事业提供了价值基础,同时也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尊重弱势人群、慈善不分阶层、关注心灵成长等。笔者力图通过对佛教经典中布施理论的梳理,阐发布施观对于当代慈善事业的意义,以期对公益事业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有所启发。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民间文本”中僧尼形象之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小说为中心

明清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僧尼形象,反映出当时佛教职业群体与社会法律秩序的关系。小说中的僧尼大多对社会秩序存在着负面影响,如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钱财、放纵淫欲、害人性命等。僧尼在明清小说中被定型为负面形象的原因包括：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僧尼犯罪、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差异,以及僧尼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紧张关系等。     

庐江何氏与东晋佛教

东晋时期佛教传播渐广,玄学与佛教日趋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庐江何氏家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充等人捐助寺庙、优待僧尼、遵守斋戒,确立了其家族“世奉佛法”的传统。不仅如此,何充还利用其主政之地位,确定相关佛教仪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护法之士,影响此后佛教的传播。     

俄语条件意义的几种表达方式

在俄语中人们往往习惯用条件从属句来表示“如果……”、“假如……”、“若……”“在……条件下”等意义。其实,我们还可使用不同的词汇手段和语法手段来表示,其表达方式是繁多的,现分述如下:     

试论北魏冯太后与佛教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其临朝听政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开凿方山石窟、扩建云冈石窟、修造寺塔、剃度僧尼并支持昙曜等人的译经活动,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冯太后并不一昧崇佛,她对佛教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利用佛教巩固统治,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另一方面则对佛教实行限制,通过检校僧尼、禁止僧人自行游历村落等政策,使佛教不至于过度发展,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关于都兰热水吐蕃佛寺遗址及周边墓地的几个问题

青海都兰、乌兰地区的吐蕃佛教遗址、遗物年代很可能是在779年吐蕃本部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成，赞普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国教，大力弘佛，是吐蕃统治下的青海吐谷浑王国地区的佛教遗迹、遗物产生的原因。藏文史籍记载的松赞干布时期所建寺庙隆塘卓玛庙(klong thang sgron ma temple)和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 temple)则不可能在青海吐谷浑地区，都兰热水北岸塔基也并非是文成公主的最后归宿。青海都兰血渭6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现在还不能确定，而2018血渭1号墓墓主人身份应该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国的某位吐谷浑小王。都兰热水等地的吐蕃墓葬可能受到象雄墓葬文化的影响，这些吐蕃葬俗应是由来自象雄地区某个家族的成员传入都兰热水地区。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明代万历年间江南民众的佛教信仰——以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

佛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不能仅凭信仰而存在,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刊刻《大藏经》是僧众弘法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捐刻方册藏是晚明居士佛教注重实践修持的功德化与信仰化所表现出的现实倾向。这类活动需要巨额资金,需要信教群众的捐赠,争取布施就是争取信徒。通过对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空间分布研究,可以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以及佛教信仰在不同地区流行的空间差异。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有长久的佛教传统,常有僧侣来往,佛教容易与文化水平高的士人发生联系。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忧虑人生无常,为了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也为超度亡灵、祛疾消灾、保佑子孙、增福添寿,纷纷信佛,热心功德,并带动家族、姻亲、同乡、同年、同僚等关系,散财布施,既为佛教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又促进了佛法向周围地区的传播。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601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江南人,北方施主施资微薄。北方筹集刻资不易,资金绝大部分要仰仗江南,加上五台山刻场自然条件恶劣,本来刻场设于五台山就是因为南方连年水灾不得已而定,当南方环境转变,南迁径山自在情理之中。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功德思想与敦煌荐亡愿文

敦煌斋愿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追荐亡人的仪式文本.这些仪式和敦煌其他许多斋仪相似,通常都是以佛教斋会为依托,在仪式过程中借助语言和文本来表达仪式诉求.佛教化的追荐仪式得以发生,与佛教功德思想有关.功德思想在逻辑上为包括荐亡在内的许多佛教仪式梳理了一条脉络,借助布施、设斋等佛事行为而产生功德,功德又能够发生转移,从而生人追荐亡者为其“做功德”成为可能.     

早期佛教与表演艺术

早期佛教与表演艺术的关系可以从教内和教外两个角度来加以考察。由于教内稳定的需要,早期佛教引入表演艺术用以调节僧尼在男女之情和娱乐艺术两方面的欲望。由于吸引世俗信众的需要,早期僧伽内部的诵经和面向在家信众的说法仪式中伎乐成分逐渐增加。由此揭开了佛教表演艺术发展的序幕。早期佛教表演艺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僧尼参与世俗化的伎乐表演的情形愈加习见;二、供养仪式音乐的戏剧因素逐步增强。以上事实,确立了佛教的通俗化趋向,这对佛教由部派阶段发展到大乘阶段可能存在重要影响,并且也规定了许多大乘经典的形成机制。     

在日本进行的有关汉文书籍输入的研究概观

一、所谓“汉文书籍”这里所说的“汉文书籍”是作为包括中国书籍的总称面用的。在日本,除将中国的书籍称为“汉文书籍”之外,也有称为“唐本”的。这主要是通用于江户时代,至今在书籍商人之间也还沿用着这种说法。并且,一般在使用“汉文书籍”的场合,不包括佛书和佛教经典。日本通常的汉文书籍分类目录也不包括佛教经典,只是把一部分僧侣著作包括在子部释家类之中。另一方面,在佛教家的分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