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字产品进口、知识存量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事关数字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创新，企业知识存量对这一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数字产品进口与知识存量的交互效应在出口企业、本土企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知识存量能协同促进企业采取跨区域合作、跨领域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创新产出。因此，大力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引进数字技术，有助于释放数字创新活力并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

企业战略选择决定企业创新行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遭遇“卡脖子”难题，根本原因在于探索性创新不足，只注重仿制和小幅的利用性创新，如何通过战略差异实现二元创新的平衡，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战略理论和知识基础观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度对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战略差异度对二元创新具有差异影响和时滞效应，即战略差异度显著负向影响一期后的利用性创新，正向影响两期后的探索性创新，且在不同生命周期、产权性质和技术属性的企业中影响存在差异；知识深度弱化了战略差异度对探索性创新的正向作用，知识宽度增强了战略差异度对利用性创新的负向作用。     

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技术创新成为重要战略基点。从国内价值链网络角度出发,基于2012、2015和2017年我国城市尺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地区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升不仅可以增强本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邻近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和GMM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内价值链网络下,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效应空间溢出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高对本地企业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更明显;(3)机制分析显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多样化集聚在国内价值链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小于产业专业化集聚。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化成长——来自中国彩电行业的成长经验

对我国彩电行业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化成长的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①基于成本比较优势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有效途径，如降低产品成本的创新、以及低成本的非核心技术创新。②国际化的持续成长需要中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中国企业应把握产品技术周期的发展规律，通过合作创新来实现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与超越。③中国企业应以国际化成长来促进创新的国际化，以有效地积累和提升创新能力。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化成长——来自中国彩电行业的成长经验

对我国彩电行业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化成长的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①基于成本比较优势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有效途径，如降低产品成本的创新、以及低成本的非核心技术创新。②国际化的持续成长需要中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中国企业应把握产品技术周期的发展规律，通过合作创新来实现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与超越。③中国企业应以国际化成长来促进创新的国际化，以有效地积累和提升创新能力。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设施联通、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互动效应——基于“一带一路”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设施联通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影响将越来越显著。在科学构建设施联通、技术创新和出口增加值理论分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和OECD-ICIO投入产出表测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企业国际分工成本，增强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正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抑制上游企业技术垄断势力，激发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市场竞争效应。此外，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海运联通对企业出口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建筑企业知识创新能力灰色评价

知识创新是企业核心能力形成的关键，正确分析和评价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对于促进企业核心能力形成、提高企业知识管理水平以及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价值链理论，在构建企业知识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和灰色关联理论，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该模型对企业知识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使企业了解其知识创新能力现状，为企业制定创新策略提供依据。     

情景视角下企业技术外部商业化的战略收益研究

随着创新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外部商业化行为的发展,技术外部商业化战略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探讨了根本性创新对技术外部商业化主动战略的直接作用,以及专利保护与行业技术交易频率对该作用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155家创新企业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检验根本性创新对技术外部商业化主动战略直接效应以及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根本性创新促进技术外部商业化主动战略,专利保护显著增强该直接效应,而行业技术交易频率显著削弱该直接效应。研究结论有利于解释企业技术外部商业化主动战略的动机,同时对于不完美技术市场中的中国企业技术外部商业主动战略有着实践指导价值。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和中国从全球118个国家吸引国际人才流入的宏观数据相匹配，检验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在其来源国OFDI的参与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从国别收入水平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提升企业对高收入国家OFDI参与度，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寻求特征。但是，从行业技术类型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却主要体现在促进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OFDI参与度提升，技术寻求特征并不明显。此外，从企业所有制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在提升内资企业OFDI参与度方面更为有效。基于此，加快构建国际人才网络，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流入所带来的融资信息和资本资源，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新途径。     

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已成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201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与知识流动水平评价指标，对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通过促进知识流动加速驱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且其潜力仍有提升空间；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不同创新类型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因此，应充分发挥知识流动在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加速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进各区域文化产业数字化均衡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重网络嵌入、中层管理者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三重网络嵌入”视角,系统分析了中层管理者在企业创新中的角色效应,并采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对企业创新网络、中层管理者的角色行为及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三重网络嵌入性特征,行政网络、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中层管理者在其中扮演着中介角色。     

基于供应链管理思想的企业扩张模式

鉴于目前企业发展扩张中存在的问题,文章主要基于香港利丰等优秀公司的供应链管理实践,提出企业要以顾客价值为导向,树立共赢心态,采取创新的合作方式,不断优化供应链,从而不断增强企业核心优势,以“共生”思想谋求企业发展的扩张模式。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对企业知识转移、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知识转移在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应建立、维护并运用社会资本,以促进相互间知识技术资源转移,从而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