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文学”——一个研究的新视角

法律和文学是两个古老而独立的学科,"法律与文学"开辟了这两个学科研究的新视角,它包括"文学中的法律"、"作为法律的文学""、通过法律的文学""、关于法律的文学"等四个分支。本文从这两个学科的区别和联系"、法律与文学"运动、研究内容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探讨法律与文学这一研究的新课题。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     

论作为社会控制策略的“法律与文学”

文学通过话语建构来实现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作为意识形态物化载体的文学在此意义上具有了实践意义上的言行教化功能,这是任何社会治理都无法忽视和超越的功能。因此,在一个因社会治理需要而无法回避文学教化作用的社会里,文学的潜在社会控制功能在政治的规划和统一领导下成为了与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最好合作者。而作为社会控制策略之一种的法律,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实现着与文学的共谋性社会控制努力。     

法律语境下的汉代文学——以汉赋为例

汉赋以“通过文学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文学”的形式,对汉代的立法、司法、执法通过铺陈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汉赋中表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理想主要有:支持天罚神断、天人合一的思想；借助鬼神追求绝对公平的愿望；提倡德主刑辅的精神等.赋作家在作品中建构出盛世图景,表达其政治理想,推动了礼法制度的改善和进步.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概念演进——兼论雷蒙德·威廉斯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拆解

现代审美主义“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想象性、独创性和超越性,虽然突出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高雅属性,但是排斥了普通大众创造、欣赏文学的机会.由此观之,20世纪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威廉斯将文学界定为一种写作过程及其结果,既是对这种现代主义狭隘文学观念的反叛与超越,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内对文学定义的发展与创新.     

文学与法律：跨学科研究中的困惑、误区及理性回归

文学家与法学家身份的非个案式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文学与法律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开展二者的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开始被关注。于是有法学研究者对此发声,并且在“经济学包围”的压力下越过可能性的探讨而径直跨跃到了二者的跨学科研究。然而缺失了“可能性”探讨为前提的跨学科研究无疑是一种“意念先行”的预设式研究,同时“情急”之下展开的比较探讨,难免会成为“轻率的概括”“表面化的理解”和“偏见的解释”。这不仅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变得含混不明,而且基于学科之间天然的或偶然的相似性而展开的所谓“跨学科视角”的研究实为“专业视角”的单一学科透视,还使得文学与法律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共同性被放大而差别性遭到忽视,从而导致对这两门学科双向的误读与曲解,得出一些空泛松软的“先验”式的结论。因此,真正基于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正期待着合理框架内的理性回归。     

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述评

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已有将近20年的时间.学术史的梳理显示,目前我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仍呈发展态势,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开始面临一些瓶颈:一是来自"法律与文学"运动自身的内部矛盾,二是由于研究者的理论准备和学术态度所致.研究者在理论素养和学术态度上的调整,将有助于突破"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各种障碍.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法律与文学的意义及其理论价值

法律与文学兴起于西方法学界,其力图打破传统法学研究模式,最终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学者受此启发,从无意到自觉,以多种研究进路及方式深入到法律与文学领域之中。在最保守意义上,中国法律与文学不仅会对传统法学教育及理论研究有所助益,而且提供一条将后现代哲学及法学智识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所用的可行性道路。     

文学与文化——以欧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史研究为例

本文探讨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以及文化传统的历史影响,主张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在相应的文化传统的框架里进行。作者以欧洲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为例,指出缺乏欧洲文化传统整体意识的文学研究往往容易使研究成果沦为地理与时间的碎片。     

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总结与开新——“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6月27-28日,“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既有对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也不乏突破与开新,不但推进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总结和弘扬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残疾儿童”的认识与省思

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正确认识我国“残疾儿童”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性是人的生命本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现实的人”的原点,是“现实的人”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从生命本原上认识“残疾儿童”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础.社会性是“现实的人”的根本属性,帮助残疾儿童适应并更好地融入社会是特殊教育的根本目的.要提倡尊重残疾儿童的“差异性”,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个别化教育”、“教育增权”和“全纳教育”等教育理念和采取特殊措施来实现残疾儿童的全面发展.     

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对一种新研究范式的期待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终结论、文艺学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等问题曾引起热烈讨论。笔者也曾撰写过相关文章，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其中。现在看来，虽然相关的讨论业已平息，但许多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而面对逐渐变形走样的文学理论，一些学者也在积极地寻找着应对方案。我的方案很简单，就是要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寻找一条通道，以期使文学理论走出困境。而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大概得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重缺陷谈起。     

文化建构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反思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文化建构主义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反思的机会,文章从和谐译理一说着眼,重点反思了文化建构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新旧视闽冲突;1．译语,即译者翻译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译入语;2．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是传统的“二元对立”而是关注主体间性的“三位一体”的和谐标准;3．原作的身份与地位被解构,而译作的地位得以构建,它有时发挥着首要的、第一位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原作的命运;4．文学翻译乃至译学研究对诸如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反作用力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样不容忽视。     

文学中的“礼”与“法”

"礼"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范畴,"礼"与"法"的关系也是中国法制史上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实际上,"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古代,"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已具备法的性质和作用。"礼""法"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也及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本文从文学作品中的礼治秩序入手,反映出礼治秩序对文学的影响及人们对它的反抗。     

“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简论——从“文学本体论”谈起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论工作者经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带来难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往往就成为各种学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因此,文学的本质或本体的相关理论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二者关系的亲疏变化。文章以"文学本体论"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     

“文学”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发展——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美国学者彼得·威德森所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一书,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探讨"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由此呈现出这个概念由逐步累积、到大致形成、再到离散为"文学性"的过程.这种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概念演变史的方法,具有扎实的说服力,对于我国的"文学"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     

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