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合理性被赋予现代性的内涵.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由于两者的冲突,使现代性陷入二难困境.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基础上挖掘出交往合理性概念,致力于重建现代性.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病理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于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交往合理性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其实质是全面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作无力辩护.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干“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入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

韦伯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上处于经典作家的中心位置,其学术史、思想史地位堪与涂尔干和马克思比肩。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韦伯这样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巨擘在中国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甚或为人所误解。但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有赖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韦伯研究竟迅速传播开来且蔚为大观,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已获长足发展。苏国勋先生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1988年甫一问世,即被争相研读,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本著作可说是开启了中国学界系统绍介和研究韦伯的先河。苏先生的学术轨迹,可以折射出韦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这无疑是个很好的社会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将韦伯所擅长的对现代社会病理诊断的理论特色贯穿于对"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8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及文化讨论中,有效地突出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意识。事实上,韦伯对包括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传统东方文化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可能。把握他思想中诸如"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二元张力的特质,有助于理解现代性和面对现代性的意义,特别是对解释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导引作用。并且,对在社会大变革中如何借助现代性理论资源来指导实现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值此《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增订本)即将再版之际,本刊特刊发苏国勋先生的《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一文,以飨社会学界同人,并以此文为契机,为推进韦伯及现代性的深度研究再添一把薪火。     

罪刑法定、形式合理性及其代价与选择

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法逻辑的抽象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求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在刑法领域表现为罪刑法定与类推、法律职业逻辑与社会生活逻辑及犯罪形式概念与犯罪实质概念的矛盾。形式合理性与该理念具体实践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曾遭遇来自不同学派的强烈挑战。我国新刑法实施迄今，人们一改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初的狂热，转为对该原则信念上的动摇，于是，立足于我国国情作出理性判断与选择是关系到我国刑事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科技合理性的生态重构及启示

近代以来，科技合理性的理论演绎总体上分为基于客观性和规律性的逻辑合理性、基于社会性和人文性的价值合理性两种进路，后者是在对前者的价值困境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扩展了科技合理性的社会、文化、价值等因素的考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价值维度上对科技合理性进行思考，并进一步对科技理性展开了深刻的生态批判，在此基础上从生态理性视角重构科技合理性，为我们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本质、促进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的比较

两位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但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 ,合理性概念的意义和性质各不相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只是分析近代社会的叙述工具 ,即价值中立的理想型工具。而哈贝马斯要从合理性概念中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 ,即交往合理性。这也说明了他们对社会研究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它通过研究法律外在的、理性的品质———形式合理性来理解法律现象。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法律的自治,法律必须具有公开性和稳定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严格的现代程序,法律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及法律人员的科层化。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的基本特征中可以看出其反映出的一种工具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它显然表明了法律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因此,这种理论必然会为法治进步带来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其暴露出来的局限性也使法治面临新的挑战。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     

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从对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性入手的。他以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和分析现代社会，使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预见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已成为探讨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张东荪定位儒学的三个前提

张东荪对儒学的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儒学退缩论” ,主张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从“外王”的领域退出来 ,只管修身 (至多管到齐家 ) ,只管“内圣” ,只管“内心修养一方面” ,只管“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 ;治国平天下则完全仰仗科学与民主 ,完全仰仗西方文化 ,仰仗这个“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东荪先生如此定位儒学是取决于三个前提 :一是东荪先生对儒学之实质的理解 ,二是其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理解 ,三是其对现代政治之实质的理解     

道德教育悖论的合理性意蕴

麦克莱伦和彼得斯所发现的道德教育悖论促使我们重新考察传统合理性概念。由亚里斯多德、康德、逻辑实证主义所发展的传统的合理性概念对“规则适用于所有人”的解释不考虑历史的过程的维度。把这一因素纳入合理性范畴中,就会得到“过程合理性”概念。如果理性和道德的品质成长是在一个过程中,并能够预期一个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受教育者道德和理想能力的成长是必须的和有正面价值的,那么这一行为就是道德的和合理的。     

试论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应当从实践合理性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 )分别加以考察。一个科学的实践合理性价体系应当根据具体的实践内容和形式 ,将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有机和辩证地统一起来。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关于实践合理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实践合理性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所合乎的“理性”本身的合理性的追问、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实现实践的合理化,即实践合理化的条件、原则和途径问题。实践合理性追求的现实意义是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找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