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构建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涉及多方利益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同时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尤其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彼此作用与影响。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市场主体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是关系大局的重要环节，实现政商关系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需要搭建联通政商双方的平台；规范政商行为的边界，加强商业贿赂的法治建设。     

内部控制质量、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针对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关系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4—2019年的11 59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了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制度影响下，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新常态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基于“亲商”与“清商”的双重视角

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亲商"入手,落实官员"亲商"行为规范、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注重企业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在实现"亲商"的过程中,强调在"亲"的基础上保持"清"的界限,通过构建政府官员"清商"行为规范、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创建平等有效沟通渠道、透明交流过程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等方式,塑造政企"亲上加清"的互动模式。 更多还原     

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吗?

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研究了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商誉减值的“眼球效应”吸引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有限注意力,从而弱化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即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遮掩效应只存在于在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之中。进一步检验了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发现,一方面,企业计提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审计业务的复杂性,导致注册会计师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集中地剥离了价值毁损型并购的不利影响,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储备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未来的经营绩效。     

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近年一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盈余管理现象十分严重。董事会作为公司；台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会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章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董事会规模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成反比，但t检验不具有显著性；董事会持股和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的大小都呈反比。根据以上结论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盈余管理策略与财务危机的关系研究—基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特别处理的视角

首先根据我国资本市场上有关企业财务危机的两种特殊情形——特别处理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将财务危机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盈余管理对企业不同阶段财务危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财务危机的程度越严重;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存在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同时存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两者对财务危机发生概率的作用并不受对方的影响;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应计盈余管理和财务危机间的正向关系。     

盈余管理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有效的外部审计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改善商业信誉,维持并提升企业价值.文章以沪深两市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以及审计质量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显著加剧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审计质量能够有效调节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该结果对盈余管理、审计质量以及财务重述等领域的研究文献作出了有益的补充,为企业提高审计质量、更好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防范和应对企业财务重述提供了理论依据.     

盈余管理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有效的外部审计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改善商业信誉,维持并提升企业价值.文章以沪深两市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以及审计质量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显著加剧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审计质量能够有效调节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该结果对盈余管理、审计质量以及财务重述等领域的研究文献作出了有益的补充,为企业提高审计质量、更好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防范和应对企业财务重述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股东股权质押、外部审计监督与真实盈余管理

在股权质押爆仓事件频频出现的背景下，以2014—2019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揭示了外部审计监督对该影响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且质押比例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外部审计监督可以明显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企业通过销售操纵、生产操纵和费用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外部审计监督主要通过抑制生产操纵行为和费用操纵行为来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结果在真实盈余管理滞后一期、增加控制变量以及替换外部审计监督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未来管理中应在股权质押融资前严格审核，融资后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行为；警惕高比例股权质押企业；进一步加强外部审计监督的力度，提高审计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更好地识别并抑制企业通过销售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一路径，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资产分类视角

原有金融工具准则的顺周期性和滞后性等问题逐渐暴露，为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基于2015—2020年我国纯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降低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且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新金融工具准则在非国有企业、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以及由非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发挥的边际效应更强。外部环境检验结果显示，新金融工具准则在高法治水平和高市场化程度地区实施的效果更佳，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约束更明显。因此，为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应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相关会计准则；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治理，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果。     

非创始人CEO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由创始人兼任企业CEO，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创始人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创始人会放弃兼任企业的CEO转而寻找外部职业经理人，由此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创始人、外部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逐渐产生对企业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质量的需求。文章以2009—2016年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的33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盈余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以及盈余管理程度测度盈余信息质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非创始人CEO和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始人放弃兼任CEO显著提高了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相对于企业内部非创始人股东担任CEO而言，来源于经理人市场的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强；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信息压力较大时，非创始人担任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被削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企业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动机之一，同时这种动机也会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关系专用性投资、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

以2003—2009年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制度环境、关系专用性投资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关系专用性投资增加了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但相对于制度环境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这既抑制了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也降低了负向盈余管理程度,使应计盈余总体趋于平滑。研究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落后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私有信息,以维护专用性资产的价值。这有助于理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宏观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企业的特殊交易行为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微观路径。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好公民”还是“好演员”？——基于企业盈余管理视角

为了辨别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出于诱导性的印象管理动机,从盈余管理角度出发．检验社会责任绩效好的公司和社会责任绩效差的公司对待盈余管理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推断社会责任绩效好的企业到底是一个“好公民”还是一个“好演员”。以2009年至2011年1257个深市制造业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社会责任绩效差的企业而言。那些社会责任业绩看起来较好的企业较少地进行盈余管理,这间接说明那些社会责任绩效看起来较好的企业的确是真心实意履行社会责任的“好公民”。     

管理者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 2009—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由不同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的管理者成员参与决策的企业盈余管理,严重影响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者保护,因而备受研究学者和监管层的关注。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分析了不同管理者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等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管理者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盈余管理负相关;管理者教育背景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

本文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我们发现：第一、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显著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第二、薪酬差距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者薪酬机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结果显示薪酬差距吸引了信息中介的关注度，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作用，进而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由管理者较高的绝对薪酬或者较大的相对薪酬溢价，导致了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较高的相对薪酬，会降低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进而降低盈余管理；第三，该结论在改变了薪酬差距的测度后有效并稳健。本文的研究不仅给企业薪酬设计提供了依据，也给监管层制定有效的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治理——基于盈余管理方式和动机的综合分析

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产生的道德风险,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文章以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为出发点,选取能够降低企业道德风险的社会责任作为视角,研究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降低企业的整体盈余管理水平,不过,相对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社会责任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并且即使在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本市场动机时,社会责任的这种治理作用也并不会减弱,依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文章细化和拓宽了关于盈余管理治理机制的研究,为监管层更好解决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及其价值相关性研究

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其在给予财务报表编制更多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空间的同时,又对一些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予以了必要的限制.作为盈余管理,虽然不因会计准则而存在,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性及其弹性如何,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广度、深度和频率有直接影响,同时也间接涉及到真实盈余管理.因此,新准则实施前后,关注上市公司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研究不同盈余管理方式与价值相关性的关系及其影响,对促进评估准则制定质量提升有积极作用.     

新材料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22家新材料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新材料企业特征,利用拓展的截面Jones模型,就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新材料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集中度呈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正相关,而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对其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影响。依据实证结果,就合适的股权结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

以国家2018年实施的“财税[2018]70号”文件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分析、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和更换被解释变量等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动机和压缩管理层的盈余操纵空间发挥作用。拓展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在民营资本控股、高科技行业和税收征管强度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结论从理论上拓展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范畴,从实践上提供政府持续推进增值税留抵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