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山水诗赋的旗手——孙绰

通过对孙绰作品的分析 ,说明山水诗如何从玄言诗中孕育生发出来 ,指出文学史应当加强对于古代公认而后人不甚重视之“文宗”的研究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描述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揭示其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指出其迁徙类型既有方向角度的向心型和离散型,也有意愿角度的主动型和被动型,并因时期不同而呈现复杂的交叉态势。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     

论东晋兰亭诗的定位问题

东晋兰亭诗有着区别于山水诗和正宗玄言诗的不同特质.兰亭诗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中的一种变体玄言诗,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     

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诗歌创作的错位——浅论东晋时代产生不了真山水诗的若干原因

山水审美始于东晋时期,然而东晋时代却产生不了山水诗,原因在于一,晋人游赏山水,其终极目的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于借山水悟道.二,玄学家对清谈的热情关注,使他们对自然景物"视而不见",清景美致只起感发作用.三,东晋时期,山水诗审美体式尚未确立.     

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诗歌创作的错位——浅论东晋时代产生不了真山水诗的若干原因

山水审美始于东晋时期,然而东晋时代却产生不了山水诗,原因在于:一,晋人游赏山水,其终极目的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于借山水悟道。二,玄学家对清谈的热情关注,使他们对自然景物“视而不见”,清景美致只起感发作用。三,东晋时期,山水诗审美体式尚未确立。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东晋士族的艺术教育

东晋政权仅存百余年 ,却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众多艺术大家。东晋艺术的繁荣 ,呈现出鲜明的家族传承的特点。这种现象与东晋门阀士族颇具特色的艺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朝皇室与士族的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二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南朝皇族与士族在文学上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继承与突围——孔孚山水意识与传统山水意识之比较

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大宗,但是古典诗歌转入现代,山水诗却几乎断了线。孔孚是新诗史上致力于为传统山水诗接线的第一人,他为诗坛留下了大量现代山水诗精品和自成体系的诗论。从山水意识的角度来看,孔孚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山水诗的天人合一精神;另一方面又赋予山水以情感、理性和智慧,不同于传统山水诗的"空"、"寂"品格。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士族·文化·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日渐边缘化,士族"经明行修"的文化教养遂转化为玄学的"风度"及对文艺的爱好,使之成为士族的行为模式。士族要维系文化世家的地位,就必须随着文化之演变而演变,而文化以士族为载体,就必然打上士族的印记,其中文学又与文化作同构运动,由是形成士族、文化、文学三者的生态关系。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山水抒愤”范式的确立——张说山水诗之审美价值试探

张说山水诗,通过"山水抒愤"范式的成功运用,将贬谪文学的情感内涵和山水诗的抒情策略相融合,营构了一独具审美张力的话语据点.这不仅为山水诗培育了新的增长点,也为贬谪文学的创作指出向上一路.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

士族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既要从宏观上考察,更要从微观上细究。从总体上来看,东晋,特别是南朝,侨姓士族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结果。然而士族内部的分化与瓦解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士族内部的分化与瓦解是指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     

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与山水旅游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纷扰、玄学的感召使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遁迹山林、寄情江湖,而在山水旅游方面留下隐逸的文化创造。山水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变为人们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山水游览之作大量涌现;自然景观通过士人的登临吟咏而显名于世     

论施闰章的山水情怀与其山水诗的风貌

施闰章为清初著名诗人,不仅有清新优美的田园、农事诗歌,充满农村乡土气息,韵味悠长,而其诗集中也还有许多描摹自然山水的诗歌,于山水诗中寄托着自己的山水情怀。这些优美的山水诗,犹如一幅幅逸笔草草,气韵生动,不求形似,自娱其神的泼墨淡染的文人山水画。而其山水诗歌亦具有求其气韵,不求形似雕琢;情景交融;清新简朴,婉转悠扬,灵秀隽美的艺术风貌和丰富而悠然不尽的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