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包拯的执法思想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史称“闾里童稚妇人,亦知其名”,“小夫贱隶,类能谈之”,足见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包拯于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因父母年高,辞官归里,后又守父母之丧,“十年无宦”,以孝闻于乡里。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守丧毕,重新入仕,先后知天长县、知端州,然后由地方官转入京官,历任开封府尹、御史中丞、三司使直至枢密副使。包拯从政二十余年,官阶由小至大,执法活动范围由地方到     

包拯与“清官”

提起包拯,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宋元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形式,把包拯打扮成“清官”的典型,“为民清命”的“青天”,借以宣扬儒家的“德治”、“仁政”和“忠孝节义”那一套孔孟之道,欺骗和毒害劳动人民,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是,包拯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主导思想倾向是什么?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     

谁断了“牛舌案”?——宋朝留下的一历史悬案

包拯以擅长断案而闻名,传世史书多有记载,其中巧断牛舌案便是其所断“奇案”之一。长期以来,大家对此均无异议。但史书中还有张、叶宾、穆衍断牛舌案的记载,四者几乎完全一样。经考证,原来张、叶宾、包拯和穆衍四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审理了类似的牛舌案。     

包拯与中华民族精神

包拯与中华民族精神郭学信在中国历史上，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包拯可以说是一位声名喧赫、影响深远、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一直成为人们所称道的对象。包拯同代人吴奎在《包公墓志铭》开头这样讲：“宋有劲正之臣，日‘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     

试论包拯的知行统一

试论包拯的知行统一杨荣（淮南师专淮南２３２００１）包拯，字希仁，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清官。他从政２５年，清正廉明，直言极谏，躬行不懈，实事求是。包拯执法如山的威名可谓，家喻户晓；他为官做人的另一面“知行统一”，知错必纠，更能显...     

包拯改革赋税弊政的主张与实践

北宋中期,中国出现了一个与天地齐名的历史伟人——包拯。近千年来,他以“公正廉明”、“执法不阿”等优秀品质,一直是民众心目中最称神圣的“青天”。然而,在包拯的仕宦生涯中,更多的是从事以赋税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掌州县赋税,到数任路级赋税长官;从户部副使,到总领三司,包拯为北宋王朝“理财”几十年。当时,北宋政府已面临严重危机。税政不治,税吏贪婪,几成百弊之首。勇于以国家为己任的包拯,对     

南京历史上的清官包青天在南京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大家会第一个想到包公“包青天”。不过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包拯就只是开封府的包拯，他的一切事迹都是在担任开封府尹时而为，这多少是受戏曲小说的误导。     

系统哲学探源──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

本文旨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进行一种新的透视，以表明其中所包含但尚未很好发掘的丰富的系统思想。本文试图阐明，“四因说”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系统哲学。其基本问题──“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实质上是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论是“四因说”中真正的合理内核。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并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以及系统哲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包拯的法治思想与断案特色

包拯在从政过程中重视以法治国,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法存画一、赏德罚罪、防微杜渐、严惩赃吏等一系列针对时弊的法治思想。传世的包拯亲自处理的民刑案件并不多,但从中可见包拯司法实践中智慧、刚正、廉洁断案的特色。后来流传的包拯上百个断案故事,掺杂许多虚构、夸张或迷信的成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特色。     

包拯的军事思想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他自28岁中进士起进入仕途,既担任过县、州、府的地方长官,又掌管过财政和物资转运的工作,还做过谏官和枢密副使。包拯一生清正廉明,对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有敏锐的洞察力,其在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改良主张与实践,史学界早有评述。今年正值包拯诞生1000周年,本文拟从军事思想的角度,着重探讨包拯在治军与边防方面的突出贡献,以期填补这一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一、北宋中期的边患与包拯的忧虑北宋王朝的外患主要是辽和西夏。北宋初期,宋太祖和宋太宗因集…     

长三角区域轴一辐式多极圈层式3PL发展方式研究

基于长三角经济区各市物流业的发展现状，结合“轴一辐式网络模式”、“城市圈域经济理论”及“发展极”的基本思想，构建了适合长三角经济区3PL发展的基本方式——轴-辐式多极圈层3PL发展方式；建立了物流中心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将长三角16个城市分为三个不同级别的发展极和四个发展圈域；提出了长三角经济区各城市分区域、分层次的3PL发展思路。     

略论北宋台谏与包拯

北宋一代为加强君主集权、限制相权，防止内重外轻的局面，实施台谏合一的监察制度。遂使台谏权力扩张，参预朝政、弹劾百官、针砭时弊、纵横捭阖，不仅对新政变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造就出一批直言敢谏的名臣。其中，包拯在台谏“举刺不避权贵、犯颜不畏逆鳞”，惩贪倡廉、奸邪必摧、安民固本、体恤百姓，深得朝野赞叹。然而台谏虽对朝政改革有积极作用，但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党同伐异、干扰君权，终滑向朋党泥潭漩涡，为皇帝所不容，最终导致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举步维艰、前功尽弃。而包拯之所以能成就一代台谏名臣风范，皆因其绝不攀附援引、营私舞弊，“故人亲党，一皆绝之”。故能受到皇帝青睐信任和同僚好感，以至黑脸包公形象留传青史。     

论包拯

包拯是我国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九百年来,他一直为广大人民所传颂,而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亦为他屡修祠、墓,加以表扬和推崇。神宗时,西羌俞龙珂,因久慕包拯声名,归宋以后,“乞赐姓包,神宗遂如其请,名顺”;其后,河州辖药归宋,复赐姓名包约。可见,包拯在我国历史上影响之大。但对这位“名塞宇宙,‘小夫贱隶’,(?)能谈之”的历史人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根据一些有关资料,试作初步分析评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欠妥之处,深望同志们多加批评指正。     

包拯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包拯的"以法律提衡天下"法治思想在法令的稳定性、断案独立性、执法公正性和反腐的严厉性都有体现,这种法治思想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将法治思想应用于其从政实践中。对今天来说,包拯的法治思想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精华部分依然是我们传统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目前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包拯法治思想值得我们去借鉴其精髓,融汇成现代的法治精华,并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的发展。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贡献，“四个共同”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以“四个共同”为前提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可以避免对中华民族进行简单“一体”的讨论，从而强调中华民族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     

再谈苯教四因乘对古代藏族社会的影响

雍仲苯教“九次第乘”中的前四乘为“四因乘” ,后五乘为“五果乘”。“四因乘”主要包括禳解驱魔、占卜算命、驱邪治病、天文历算及医药等内容 ,由于它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 ,以驱邪治病为主旨 ,因而对古代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包拯──中国古代监察的典范

包拯，字希仁，生于来其宗成平二年（公元用9年），死于宏仁宗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是北宋时期庐州合肥（现在安徽省合肥市）人．包拯少年时就勤奋好学，且很有正义感，成年后十分注意砥砺自己的思想和节操，立志做一个政治上有所作为和情提高尚的人。来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未到而立之年的包拯就中了进上甲科，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公无1038年，包拯出任天长县（现在安职省天长县）知县，此后历任端州知州、监控御史、三司产部判官、京东及陕西河北路转运使、三司户都到使、江宁及开封府知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务．他为官二十…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浅谈高校团干部的“四真”与“四勤”

解决好共青团干部的思想与工作方法是做好青年思想工作的一个基础，“四真”与“四勤”就是针对团干部的特点和要求加以概括和总结的，它不仅是对共青团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和行为方式上的要求。只有树立正确的“青年观”和“工作观”，并把“四真”和“四勤”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好青年工作。     

滨海新区的机遇与挑战

滨海新区获得的最大实惠，不是来自财税优惠政策，而是获得了改革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