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比较研究 ——基于虚拟解释变量模型应用和消费升级视角

为反映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和结构特点,本文运用1993—2016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虚拟解释变量模型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和自主消费量及其差异,并从消费转型升级视角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表明,城镇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量与其收入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居民文化消费占其收入比重仍然较低,居民消费转型升级仍存较大空间,且农村居民在文化消费总量和自主消费量等方面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在制定相关文化产业政策时,应适当考虑城乡居民差异,以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升级.     

消费价格中的居民收入与居民储蓄

价格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人们一直想弄清价格决定的基本原理。间接反映消费价格的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居民消费水平等,其中恩格尔系数是常用的评判依据。从1978年以来居民收入与恩格尔系数之差逐渐加大,由此居民储蓄增加成为可能。居民储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出现"超储蓄"现象。居民储蓄成为价格波动的一个影响因素。居民储蓄破坏了消费品的产出和购买之间的供求平衡,同时又实现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供求平衡,这同样使总供求均衡无法实现。减少今天的消费等同增加将来的消费。那么,假设减少今天的消费导致消费品供大于求,而这将增加存货,那么中间产品即便增加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增长乏力主要表现在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长率过慢、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低且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以及农村消费品价格持续走低等方面。制约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因素很多,但最终都可归结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主要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通过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模式、增加消费品有效供给、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等途径,提高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探析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内需不足问题凸显。河南省作为农村人口占主体的省份,启动农村居民消费意义重大。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成本的角度,分析制约其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因。提出稳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信心;针对农村居民的需求特征,开发适合其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降低预期的消费成本等具体举措,对刺激河南省农村的消费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影响的分析

本文根据广东城镇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和CPI调查资料,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对广东城镇住户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看,物价上涨使城镇不同收入层次(按五等份分组,下同)居民的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低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次居民;从长期看,物价上涨对城镇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其中使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支出增加,而使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支出减少.但是,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其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增长幅度.     

南京人服务性消费持续升温

消费是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居民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70-80％，居民消费对市场的导向作用日益增强。因此正确把握居民的消费结构，了解居民对消费需求的变动规律，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档次和生活质量，更可以根据居民的消费结构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多年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南京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服务性消费支出逐年增大，生活质量日益提高。     

河南省农村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持续走低、消费结构不合理以及消费升级相对缓慢,是河南省农村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其制约因素主要是城镇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村居民增收难度大、消费观念陈旧以及居民对未来收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等。应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水平提升,加快服务业发展以及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量分析

采用1978～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成正比;前期消费支出过高会使当期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农民消费支出成正比,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只是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金额,并不增加消费品数量。因此提高福建省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应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太谷县禅坊村农户消费状况调查分析

太谷县禅坊村作为山西省的一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12年起,对该村农户的收支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根据2012年回收的56本有效账本进行了整理,重点对禅坊村农户收支情况和消费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调查发现禅坊村居民消费从收支情况分析来看,支出结构以生产支出和生活支出为主;从消费结构的分析来看,农村居民仍以物质消费为主,精神生活消费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物质生活支出内部结构的分析来看,衣食的消费在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支出中占很高的比例。最后针对禅坊村居民消费特点提出提升居民消费潜能的几点措施,如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全面提升;完善政府职能,提升农民消费信心;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拓宽农民消费领域和层次。     

三部门收入对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湖北数据的状态空间模型检验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湖北省居民部门收入、企业部门收入和政府部门收入(简称三部门收入)对湖北省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部门收入几乎不直接产生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1990-2007年,最终消费(或居民消费)对居民部门收入的弹性都大于其对政府部门收入的弹性。1994年以前,二者的差距较小,但是从1994年开始,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前者几乎是直线上升,而后者几乎是直线下降。因此,增加湖北省的居民部门收入占比,虽然会相应的减少企业部门收入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但能够达到刺激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效果。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很可能是湖北省最终消费(或居民消费)对居民部门收入弹性和政府部门收入弹性剧烈变化的原因。     

疫情冲击下提升信贷供给对策研究——基于家庭消费和小微企业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小微企业经营和家庭部门消费受到冲击,提升信贷支持力度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提振供给与需求主体,畅通国内循环带动经济复苏。文章分析了疫情冲击下信贷需求和供给的阶段性与结构性特征,疫情冲击下强化信贷供给的理论依据,观察疫情冲击下经济短期增长依靠消费和先行解除管控国家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经验和行业发展呈现的新趋势,提出我国的相应对策。研究发现,疫情后信用信息融合是提高信贷供给水平的关键,科技在信贷供给中的重要性提升,商业和服务模式加速创新。文章从强化政策工具创新、完善替代数据征信制度、支持金融机构灵活创新服务以及支持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发展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北京消费特点与潜力的分析判断

目前北京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消费驱动时代,消费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消费规模与经济规模所处位置基本吻合.从消费结构看,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主导地位;政府消费在促进北京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中起主导作用;消费结构日趋合理.但北京消费仍存在几个反差:生存性消费偏高,享受性消费不足;商品性消费偏高,服务性消费偏低;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慢,生产性服务发展快;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上升;物价水平高,实际消费能力弱.但未来北京消费仍具潜力,储蓄已开始向消费转化.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趋同——基于强度与因素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强度变化和影响因素视角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特征及趋势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持续升级特征,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先行于农村居民,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强度相对更大;收入和价格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影响效应,收入因素的总体影响相对更大,并且每种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具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与收入差距缩小,将会推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与趋同,进而促进我国消费总量增长。因此,需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加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安徽省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通过检验安徽省1995²011年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安徽省经济增长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不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利用VAR模型分析得出: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比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大;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政府消费、城镇居民消费都具有负向冲击作用;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消费也都有正向的冲击作用,但作用不强。     

湖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一般认为,持久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采用湖北省1978-2009年的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年度统计数据,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持久收入与消费进行协整分析。结果发现,湖北省农村居民的长期和短期消费弹性分别是0．857和0．728,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调整关系,持久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即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从根本上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基于产出角度

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2年的入世之后，中国农产品产出使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相应地，以最终产品形式用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部分也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此，本文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借鉴De Boer(2008)思想，采用Montgomery分解与投入产出相结合的方法，将影响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影响作用看，技术效应对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明显；第二，从影响程度看，相对于加工农产品，初级农产品消费受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三，从中长期看，中期消费规模效应对农产品消费影响较大，但长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总量效应作用更强；第四，对于加工农产品而言，中期水产品加工业消费受影响显著，而长期酒精及饮料酒制造业、其他饮料制造业消费受影响较为明显。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消费需求增长 生活质量提升——2005年我市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回眸

2005年我市农村居民在收入高速增长的推动下。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据农村住户400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我市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人均为4374元。比上年增加576元，增长15．2％。这表明我市农村居民生活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日趋合理。生活质量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