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内外循环变迁规律与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大国选择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这两种循环模式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为主需要外部环境刺激和自身条件的催化.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构建双循环格局的基础和条件.缩小收入差距是从需求侧扩大内循环的根本举措.当前,需打破国际循环壁垒,把创新链作为耦合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实现供给侧结构升级和生产消费内循环畅通.     

数字赋能与老年消费——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经济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以激发老年消费市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1—2018年CHARLS数据与渐进DID模型评估了数字赋能对老年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显著促进老年消费增长。同时,数字赋能改善了老年消费结构,显著增加了老年群体的基础型与发展型消费。此外,数字赋能降低了中低收入老年群体的消费不平等,这得益于数字赋能缩减了城乡老年消费差距,然而数字赋能却提高了总体消费不平等。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提高老年人宽带上网率、推动物流发展与加快产业创新是数字赋能促进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消费收缩、结构分化与消费差异特征

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压舱石”,未来消费仍将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从消费主体看，最终消费以居民消费为主，其中城镇消费持续稳步提升，而农村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消费结构看，居民消费以“食”“住”等生存性消费为主，两项占比超半数以上，其他发展性消费有待提升。从消费差异看：(1)就区域差异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居住成本过高，挤压了其他消费，尤其是有益于个人发展的教育、健康等消费升级过程。而中部地区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相对较高，消费升级具有较大潜力。(2)就城乡差异而言，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新冠疫情冲击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影响较小，预计随着政策的加力提效、经济活动的恢复，农村居民将会推动生活必需消费品的恢复，而城镇居民有望推动发展型消费品的恢复。(3)对于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收缩分别表现为“无钱可花”“钱少不敢花”“有钱不愿花”“钱多没处花”的特征。疫情冲击使得居民消费信心呈现断崖式下跌，消费收缩并呈现出结构性分化特征，消费升级受阻。未来为应对冲击，应重点关注消费的结构性特征，把握好短期和中长期政策节奏，促进消费有序平稳恢复。从短期来看，提振消费最...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与产业结构转型

收入分配会通过影响消费和要素供给作用于产业结构。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内需增长乏力,这是导致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大力推动服务经济的发展。当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释放内需潜能,以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创业活动如何促进消费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扩大消费、推动消费升级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对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索如何通过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揭示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1）生存型创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减贫效应促进消费增长;（2）社会型创业以商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缓解消费不平等;（3）高成长型创业通过扩大就业效应,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4）创新型创业对技术、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通过优化供给效应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消费升级。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提出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影响逻辑,对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创业扶持政策和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前提、现实思考和战略价值

在国内国际复杂环境的多重夹击下,中国于2020年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破解开放困境,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问题导向,通过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开放战略措施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历程,研究经济开放史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分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现实发展。研究发现过去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是“内外循环”主从关系循环论证的体现,从而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奠定历史基础;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超大市场规模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是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底气来源,并且大口径的外循环与内循环相适配以共创最优经济效应,最终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价值。     

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再定位与战略选择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农业政策根据其主要目标存在三个不同阶段：粮食安全阶段、农民收入相对贫困和城乡融合阶段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国内大循环的新格局下,本文按照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三个层次对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再定位及战略选择进行阐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首先,从传统农业的粮食供给功能视角出发,尽管饥饿问题已经解决,粮食安全仍是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这要求我们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粮食安全支撑国家安全,保障国内大循环。可通过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农业“新基建”推进农业现代化,并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从宏观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现阶段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城乡要素市场割裂是阻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个关键体制机制性障碍。这需要多渠道稳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矫正城乡收入差距,以进一步释放农民的消费需求,防止农村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死水区”;同时,打破城乡之间人才、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性壁垒,实现要素市场的统一和城乡融合。最后,从农业产业链和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要注重发挥和引导农业的多功能,包括营养健康、生态环保、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功能,这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能。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消费差距是中国城乡贫富差别的突出问题之一,文章在阐述1978年以来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应用30个省份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距估计,对影响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偏大且存在区域差异,比较参数估计结果后发现,人均GDP的增长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也有着积极作用,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与消费比呈正相关,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加剧城乡消费差距。最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政策启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基于外资进入的微观视角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外资流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内需视角重点探讨了行业外资溢出如何影响劳动者收入进而促进国内大循环。借助1998—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文章经验考察了外资流入影响工资差距的水平和垂直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工资差距的水平和垂直效应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业的上下游之间：行业内外资进入虽然会拉大企业间工资差距，但效果不明显；而上下游外资进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更加显著，上游外资溢出对工资差距存在扩大效应，下游外资溢出对工资差距存在缩小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技能结构的改变也会间接影响工资差距。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当下，文章对充分利用外资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2013—2020年省级宏观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从市场供求两端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且这一作用在数字经济和消费不同维度下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中西部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呈现数字益贫性特征；动态叠加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在滞后期依然对居民消费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对居民消费“扩容”作用明显高于“提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评价———基于 DEA 和 CCR 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

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漠视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政府不断调整经济政策,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维持着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对31个省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贸易额、农林水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医疗卫生、教育支出、科学支出、文体支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差)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反映政策有效性的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1999—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这12年来,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扩大,而这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反过来又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文章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分析。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通过影响消费品结构和储蓄水平,提高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则会导致社会最终需求不足,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     

论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兼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一、收入再分配的四种模式有关收入再分配以及它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共识,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已经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增长第一,再分配第二”模式.这种模式把体现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摆在第一位,而把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放在次要地位,甚至牺牲公平以求经济增长.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观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初始阶段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现象,随后便逐步减缓,最后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增长趋势被颠倒过来.刘易斯认为,分配不平等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分配不平等是一种对高收入阶层有益的现象,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因为高收入阶层可以使社会储蓄增加,储蓄的增加引起经济增长,这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的储蓄边际倾向增加了,而且是由于他们的总收入以及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也增加了.因此,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过早企图进行收入再分配还会冒阻碍经济增长的风险.只要人们等待发展走完自己的过程,暂时的分配不平等只不过是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二)“再分配第一,增长第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改革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属于此模式.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评厉以宁关于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

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厉以宁教授一直认为我国应当以“基本内向型的开放经济”为主。他是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以及国际支出大于国际收入这一现实状况出发,倡议我国部分地区、部分产业可以实行外向型经济,采取“出口带动增长”模式。他从不使用诸如“参加国际大循环”之类的概念。他曾指出:“参加国际大循环”这个提法不太明确,更科学的说法是‘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他还认为,“大进大出”之类的用语不仅不符合实际,甚至可能引起误解,使实际经济工作发生偏差。尽管如此,他对于我同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是支持的,并为此作了理论的分析。     

河南省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当前,河南省内需存在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协调、投资效率不高、农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等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河南省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高,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农村消费,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人们的消费预期降低。因此,应协调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优化投资结构,拓宽农村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构建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确保河南省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