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朱荣述论

尔朱荣述论洪涛尔朱荣（４９３—５３０年）是北魏时期著名人物。许多学者在谈到他时，总是将他作为“乱世奸雄”看待，斥之为“刽子手”、“野心家”、“大军阀”等。综观《魏书》、《北史》等有关史书，我认为这样评价尔朱荣是不公允的。今将我个人一些看法陈述如下，不...     

北魏末年灵胡太后述论

北魏末年的灵胡太后临朝称制，宣告终结“立子杀母”制，她依靠汉化的宗室贵族，平息羽林、虎贲之乱，实行新的选举方法，稳定了政局，但她后期私欲极度膨胀，信任佞臣，甚至杀害自己的儿子孝明帝，引发了北魏末年政治的一大变局，即尔朱荣占领洛阳和“河阴之变”。     

《宋书》《魏书》佛教人史方式相异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佛教信仰均很兴盛。然而,《宋书》却将其载入《夷蛮传》,与同时代《魏书》单列《释老志》以记佛事形成鲜明对比。该状况的出现,其原因首先是北魏政权与刘宋王朝对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需求有较大差异;其次是复杂的南北朝社会条件的不同及撰述者个人的认识观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宋书》首撰者何承天的抑佛思想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史记》《汉书》所见西域里数考述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里数集中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梁书·诸夷传》、《魏书·西域传》和《周书·异域传》。这些里数不仅是判定西域诸国方位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索当时道路走向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历来受到西域史研究者的重视①。兹拟以前人有关成果为基础，对这些里数记录作一全盘的考察。一、《史记·大宛列传》1．“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这一里数见诸张骛首次西使归国后向武帝所作报告，而张春往赴大宛乃自漠北匈奴单于庭附近出发，取道巴尔喀…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脱漏增补

中华书局1988年版《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有脱漏人名。按《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89,2924页有“孙僧化、僧化”凡三处。《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91,1954页有“孙僧化、僧化”二处,1955页有“僧化”一处。僧化,系北魏时人,有传。(<索引》上册455页,四角号码2826。“僧”下,未见“僧化”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     

浅析《魏书》中的柔然形象

《魏书》中关于柔然的记载,以负面居多,柔然首领曾为北魏奴隶以及与柔然战争中不败的魏军神话则是其中代表.从《魏书》中所记载的柔然族源问题和魏军不败两个方面入手,比较对照同时期南朝史书及后世的《资治通鉴》,通过详细分析,指出了《魏书》中有关柔然形象记载的不准确性,这对正确解读《魏书》,恢复柔然的真实形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考察报告

本文报告了日前野外考察关于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发现及其内容，论证了是碑为文成帝平生迭次南巡的全面记载和颂辞，而文成帝的南巡，是道武帝拓跋以来出身北方游牧族的北魏王朝实行民族融合──汉化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这个视角看，此碑所记载所赞颂的是杰出政治家拓跋浚的重大国务活动和业绩，而远不在于以前历史文献所说他的射箭过山之所谓“御射”──一位皇帝个人的膂力和武功，从而指出《魏书》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是失真的片面的。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出土，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北魏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为开发文化开发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是碑碑文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北魏子贵母死故事考述

一始作俑者《魏书》卷十三《道武宣穆皇后刘氏传》载:“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这位刘氏乃是北魏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的嫡母。道武帝赐刘氏死的目的,在《魏书》卷三《太宗纪》中有明确的记载:“初,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校释二十一条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校释二十一条陈永良华伦是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三国志》和《后汉书》均叙列其传。而《三国志》的文章则不仅选进高、中等中医药院校的教材，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郭”）、《中华活页文选》（以下简称“活页...     

拓跋氏“代王”号兴废考论

拓跋氏“代王”号的兴废,要比《资治通鉴》等史料所见的情况远为复杂。综合比对《魏书》以及《宋书》《南齐书》《晋书》等书的相关史料,可知猗卢死后“代王”号一度被拓跋氏废置,在臣服石赵的背景下拓跋氏还可能使用过“上洛公”这一与“代王”性质类似的称号。“代王”废置背后的史事之所以不见于《魏书》,是由于与北朝的正统观不相符合而被北魏史官删芟。其后“代王”号的恢复,当在石赵政权覆灭以后。正确解读《魏书》所记北魏早期史事,只有准确把握《魏书》书法并将史事置于十六国的大背景中才能明晰。     

官渡之战与袁曹争霸——《三国演义》战例分析之一

官渡之战是袁、曹争霸的关键一战,曹操以少量兵力用计战胜了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袁绍,为后来彻底消灭袁氏集团,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把它列入“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典范。《三国演义》的作者主要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等文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艺术再创造,用典型化的手法,再现了官渡之战的概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官渡之战是《三国演义》写得成功的战例之一。下边,我们便对《三国演义》官渡之战的描写作一初步分析;同时,勾勒一下袁、曹争霸的始末。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朝廷政治极端黑暗,桓、灵二帝重用宦官,更使朝纲日     

《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释证与推论

学界大抵不知北朝有邵县。邵县当始置于北魏皇兴四年(470年)或稍后,废于东魏天平四年(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先后属北魏怀州邵上郡、司州河内郡、司州邵郡及东魏东雍州邵郡。邵上郡始置于北魏皇兴四年,太和十八年(494年)并入河内郡,孝昌二年(526年)复立郡,改名邵郡。北魏立邵上郡、邵县、邵公庙皆出于攀缘西周召公之目的,在北魏汉化潮流中具有特别之意义。北魏设立邵郡之目的在于保卫首都洛阳之安全。胡太后乱政而未于邵郡等地及太行山诸关隘布防,或未以足够之兵力布防,导致尔朱荣之军轻易入洛,北魏因之而发生若干剧烈变动,以至速亡。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东西魏分裂后,邵郡乃东魏边地之军事据点。西魏于危急存亡之关头即大统三年夺得邵郡,且以之为极其重要之军事据点,积极经营,并占据黄河东岸大片地域,奠定强大之基础。北周之世,邵郡亦是其极其重要之军事据点,在其稳定、发展乃至灭齐诸方面皆发挥有极其重要之作用。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

《南齐书》卷47《王融传》载齐武帝永明中,北魏遣使向南齐求书,结果“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力主赐给。此疏严可均收入《全齐文》,题为《上疏请给虏书》,今仍其名。下面就有关此疏的几个问题略作考析。(一)关于北魏遣使求书的时间《王融传》中未记载北魏遣使求书的具体年代,他书亦不见载。本传记融“上疏请给虏书”事后,接着是“永明末”奉齐武帝命主持《汉武北伐     

《魏书·大月氏传、小月氏传》史实辨考

本文对《魏书·大月氏传、小月氏传》所载史实作了较细致的考订,对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与日本两位学者不同的看法和补充意见,认为两传是保存至今有关寄多罗贵霜王朝唯一有系统的文献资料,内容相互衔接,绝大部分可信。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李安世均田疏和北魏均田令颁佈的年代

北魏均田令颁布于孝文帝太和九年(四八五年)。《魏书》中《食货志》及《高祖纪》均作如是记载,互相吻合。《高祖记》更具体指出是在这年的“冬十月”。《魏书·食货志》记载事件遵循了年代次序,均田令的记载在太和十年李冲建议行三长之前。看来不大可能有传刻的错误。均田令颁布的年代应当不成为问题。但许多学者仍然认为颁布年代有误,而提出北魏均田令应在李冲建议立三长之后,或是太和十年,或是更晚一些。 怀疑的根据之一和李安世均田疏的一处文字有关。《魏书·李孝伯附李安世传》: ……迁主客给事中。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