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天翼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其功能

张天翼运用讽刺的手法在他的喜剧世界里塑造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别具一格的讽刺手法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叙事视角的探索。张天翼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可分为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以及不同视角的交叠,它们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从而更好地体现了作者冷峻客观、无情揭露、辛辣讽刺的叙事风格;张天翼身处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交汇期,三者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使他在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处理上能突破成规、别出心裁,取得了很好的叙事效果。     

论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

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具有不同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作家的叙事指向决定了其叙事纬度,其叙事模式又与叙事纬度相适应。作家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是重构象征秩序的表现之一种。在这些名家历史小说中,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得以典型显现。     

试论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现实意义

先锋文学诞生于改革开放伊始，是本世纪拿来主义传统的又一次再现，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学界的一次借鉴和演绎，是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特色文化语境、审美意识形态和全球性商业及文化活动的联袂产物。先锋文学以其新的叙事视点和叙事话语方式，展示出独特的叙事情境和叙事结构，证明新的叙事方式的可行性并预示文学叙事发展新的可能性。它的介入为中国文学注入一股鲜活的血液，拓展了叙事天地、开阔了叙事视野     

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论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

与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叙事能力在对历史文本的编纂中逐步提高,历史文本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文类特征及叙事模式,成为其孕育的母体。从发生学角度探讨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主要在于:神话的特性及其发展流向、历史叙事范型的形成、历史叙事虚构语境的营造以及"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确立。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     

论石舒清文学观的“转变”

“死亡叙事”成就了石舒清。今天看来，它是有一定的叙事模式的，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在把文学内敛化、心灵化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停留在了自我的小世界内，形成了对外部的障眼。“日常叙事”打开了石舒清的眼界，但打开的同时，如何把认识论转化为文学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似乎仍然成为他的问题。     

“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论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

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民族神话、传说蕴含着民族文学的叙事密码和叙事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大力阐扬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精神,其意在恢复叙事效果上的“新鲜感”,实现叙事文风上的“古风”意韵,在叙事经验中抵达对“神思”的妙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神话、传说叙事精神的理论阐扬,实质上是“复元古”意识下的写作精神重构,沉潜地表达了对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归心;在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对民族神话、传说中深层次意蕴的发掘,于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性建构,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英雄也问出处——《贝奥武普》与《东海黄公》比较研究

《贝奥武普》是英国中世纪的民族史诗,而《东海黄公》堪称为中国戏曲的发端。两部作品的文学体裁形式不同,叙事对象也不同,一个是英雄宏大叙事,另一个从英雄叙事流变为滑稽形象讽喻叙事。通过对故事情节、叙事主题、原型意象、创作语言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跨文化对位比较,可以揭示出中西方共有的一些文学叙事功能和历史文化价值。     

论茅盾小说的叙事范式及当代回响

本文意在重构茅盾小说的叙事范式 :一个由社会情状与普遍人性交融而成的宏大叙事 ;进而描述这一叙事范式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前 30年主要承传“史诗性”层面 ,后 2 0年逐渐在两个层面交错行进中走向全面的承传 ,由此带来新时期文学的繁荣。     

中国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

神话的感性结构、概念结构和神话思维方式,是神话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探讨神话与文学原型生成关系的几个重要维度.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决定了中国神话对文学原型生成的影响也不同于西方.本文从上述几个维度,探讨中国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及其置换变形.     

物的出席与潜在话语——阅读《牡丹亭》的另一种方式

当人文研究领域将目光投向物,文学叙事中物的存在就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将物叙事引入戏曲文本,可以实现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物叙事的机理与意象生成逻辑具有相似性,《牡丹亭》中“花”“月”“酒”等客观物象也存在“一物多意”与“一意多物”的意义指归。同时,《牡丹亭》之物是戏曲文本的另一套符号系统,物的显现与缺席、诱惑与幻灭、物的授受是参与戏曲叙事进程的方式,显示出作者的情思,反映出文化积淀的赋义。物在叙事过程中可以脱离脚色的掌控,在语言中作为施事主体出现,比如“酒”反映物的权威,“花”与“月”作句子的主语等,显示出在戏曲文本中物虽然不能脱离脚色语言,但依旧有影响叙事的主动功能。     

中西文学叙事概念比较

中国文学叙事理论和西方文学叙事理论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由此创造了与该理论相适应的叙事概念.一线穿与整一性、间与障碍、间架与插曲这三对概念,就是典型的中西文学叙事的理论遗产.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特征及文化语境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是西方小说文体发轫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的叙事文学,它包括古代神话、史诗、传奇、故事等.在这些文体中蕴含着小说文体叙事的基因: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方法等基本要元素.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的发展,探讨了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同叙事文体的特征和总体特征.     

试论“文心”作为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重要概念

中国传统叙事思想根植于古代中国独特的哲学与文学传统,形成了与西方叙事学具有很大异质性的理论体系.西方叙事学的大行其道使得中国传统叙事思想中一些颇具涵义和特色的概念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无视或简单式解读.中国文论中的“文心”概念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例.从弘扬民族文学理论的立场出发,有必要梳理“文心”的思想理论渊源,并对于其在传统叙事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加以归纳.另一方面,在比较文学理论的视野中,有必要厘清其与西方叙事学中的艺术四要素、隐合作者、因果关系等的关系,从而既明晰双方的一些重要理论事实,又彰显“文心”独特的文学理论价值.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将有力论证“文心”是中国传统叙事思想中具有多维结构意义的重要概念.     

重审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已经是一个破裂而无从修补的概念。当代文学原指社会主义文学,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被确认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正是在逐步疏离“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即启蒙叙事传统、逐步强化左翼/延安文学传统即革命叙事传统的过程中生成定型的。而“文革”后的文学所走过的却是一条与1950年代文学逆向的道路。在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在“文革”后的文学分化以后,在人、文俱变,文学写作越来越个人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失去了在“新时期文学”与此前三十年的文学之间划一个等号的自信和勇气。     

新时期乡土文学叙事：从个体历史到家族史

新时期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然后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小说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文学书写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以降排异的否定性生命政治，还是继福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生产性生命政治，都能在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中找到表述。更有意义的是构想异质生命共同体的文学书写，契合了埃斯波西托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以及在语义分歧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学书写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风险与危机之下政治论述的复杂性、微妙性、开放性以及非完成的时态。基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免疫逻辑和共同体概念，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及历史维度探讨现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矛盾、危机与未来展望，可对后疫情时代共同体新秩序的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