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不得罪”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干群互动中普遍遵循＂不得罪＂逻辑。其产生的内在原因主要是乡村治权弱化和治责缺失。这种行事逻辑将改变基层治理中干群关系的实质,并预示着乡村治理的去规则化。     

党群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

从党群关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符合中国的政治逻辑。党群关系“异化”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主要表现为能够产生社会矛盾和加剧社会结构紧张。虽然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具体制度是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历史、现实和制度性根源,但党群的政治关系是群体性事件生成与否的重大逻辑。密切党群关系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应该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建设、群众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在发展党群关系中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三个务必”思想的生成逻辑和践行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思想,既是守正,也是创新,对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历史看,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现实看,是新时代“新赶考”的现实要求;从价值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深入学习和理解“三个务必”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践行“三个务必”思想,以制度确保“三个务必”思想贯彻落实常态化,有利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中始终坚定正确方向,保持清醒头脑,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具有多重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是其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革命精神是其文化根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的严峻性、解决“三个如何”之问的迫切性是其现实要求。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     

论“五育融合”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路径

当前育人方式转型是在深刻把握育什么人这一方向的前提下,对如何育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回应。“五育融合”的产生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实践逻辑。“五育融合”以全面发展学说为基础,基于对分工使人变成“片面的人”的审视,认为物化教育加速“片面的人”的生产,而全面发展的实现需要直面人发展的当代价值,主动回应理想新人的培育。“五育融合”孕育于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既是教育方式的必然要求,又是贯彻教育方针的必然路径。破解实践过程中“五育割裂”的难题,需要走一条内生性与外生性合力推进的“五育融合”的实践路径,从理念、课程、评价、生态等视角探寻“五育融合”的突破口,在整体而综合的教育活动中实现“五育融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生成。     

协同共治与携手共赢：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生成逻辑与推进机制

受经济社会发展“提优增质”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职业教育系统的半开放性质以及质量管理从“个域共同体”走向“公域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影响,职业教育质量系统必将走上从“管理”到“治理”之路。质量治理主体间性关系的生成逻辑是围绕职业教育质量产品的输入、加工和输出这一“制造过程”而形成的,集职业教育质量输入、质量过程和质量输出为一体的“立体”治理关系。通过制度推进机制、权责明晰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督导评估机制等多元机制的建构,以确保在职业教育质量共治基础上的效益共赢。     

繁简适配视角下中国基层治理行政化的演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行政化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复杂治理与简约治理在治官权运作与治民权运作两个层面上具有不同意义。治官权运作层面从简约治理转向复杂治理,以及治民权运作层面从复杂治理转向简约治理,是基层治理行政化的两个阶段。从中国基层治理演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从上简下繁直至上下同繁,基层治理模式一直保持稳定的适配状态,顺应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求的基层治理行政化在其第一阶段能够充分展现治理效能。而基层治理行政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其第二阶段,治理行政化在治民权运作层面的全面铺开,导致上下同繁的繁简配置模式转向上繁下简的非适配状态。治官权运作层面的复杂治理化简了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联结机制,大幅降低了基层治理效能。为了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适应性,中国基层治理需要在“上繁”与“下繁”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治权”范式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从产权——治权的分析范式出发,在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历史演变和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客观上处于国家建构释放空间、市场发育提供导向及社会生长提供土壤的过程中,当前面对着乡村社会人才外流、资金短缺、产业效益低下等紧约束条件,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以此有效把握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探索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     

新时代“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与实践路径

“三个务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展现了强大的历史魅力,是我们党宝贵的思想财富。“三个务必”包含深刻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亦有牢固的主体性、鲜明的人民性、清晰的指向性与深刻的斗争性。现阶段,我们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三个务必”思想指引必不可少。深入开展“三个务必”的思想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增强忧患意识,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与历史自信;构建富有责任担当的执政党,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新境界,是新时代坚持“三个务必”的实践路径。     

赋能治理视角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基层社会治理主题检索显示,从2006年至2022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文章有706余篇,经梳理,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基层社会治理大多从党政引领、公众参与、融媒介入等视角去研究的,鲜有从赋能治理视角去研究。本文将从赋能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在模式上展开创新性的研究。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是理解其生成逻辑的前提,正确理解“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又是明确其价值导向的依据“。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既包括整体性的逻辑关系,也包括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两个结合”的出场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展开的结果,它充分体现了通过“化学反应”发展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通过“溯源追问”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通过“思想解放”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通过“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性的价值意蕴。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三个务必”生成的四重逻辑

“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拓展与深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执政规律、全面从严治党管党过程中凝练而成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前行的行动指南。“三个务必”的生成是科学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统一作用的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指导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重要理论,具有鲜明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机遇、挑战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政策,各地“互联网＋”行动发展势头良好。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面临诸多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政府治理创新还存在四大瓶颈制约。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着力,树立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公开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理念,构建“互联网＋”规则体系,打开“互联网＋”亲民门户,突破“互联网＋”技术瓶颈,提升“互联网＋”素质能力。     

统合型治理：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相互作用下的党政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统合型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山东省招远市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从行政资源整合、政治任务转化、基层组织动员三个方面考察该地统合型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统合型治理是一种能动型的治理机制,能够实现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灵活性切换、常规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制度性转换、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统合型治理的运行机制,即基层党委和政府双重体制的互动整合机制,具体包括党委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压力传导机制、责任联动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统合型治理强调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