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终结的条件分析

侦查终结作为连接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诉讼价值,但我国现行的侦查终结制度在设计和运行上存在诸多缺陷,亟待改革和完善,本文旨在对侦查终结的条件进行分析,并就侦查终结条件而引出的侦查期限、证明标准的分级等问题作出思考.     

中国古代疑案处理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疑案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疑则从无、疑则从轻、疑则从议等法律原则,这些原则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角度选择了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相形之下,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存在着对疑案处理的法律原则规定的过于简单,司法实践中疑案最终导致错案等问题。完善疑案处理的法律原则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成为减少错案之必然趋势。     

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侦查预审程序之改革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公安机关通过预审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质量把关,防止"起点错"。预审具有核实证据材料、统一证据标准、排除非法证据和监督制约侦查四项功能,应当由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具有丰富的刑事侦查实务经验,警衔级别较高、资格较老的警官主持。它作为侦查阶段的一种预备性审查,具有"准备性司法权"性质,应当保障辩护律师的了解案件情况权、讯问时在场权和听取意见权。预审结果导致刑事案件撤销,应当给予被害人救济。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

综观国际法律文件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 ,律师在侦查阶段都享有丰富的权利。而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展业务步步艰难 ,处处受阻。究其原因 ,乃立法赋予律师在该阶段的权利太少 ,并且仅有的一点权利还缺乏保障 ,控辩双方力度严重失衡。因而 ,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并进一步加强其权利保障。     

技术侦查与技术侦察之辨析——基于程序改革的正当化视角

以刑事诉讼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和国家情报法的施行为标志,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出现了技术侦查和技术侦察两个法律概念,这导致侦查实务中法律适用程序出现空白、法律政策规定难以衔接和侦查机关可能刻意规避法律等问题。基于程序改革的正当化视角,将技术侦查和技术侦察统一为一个法律概念,分别建立犯罪侦查和情报搜集的适用程序,是修订和完善现行法律规定的可行思路。     

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对于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资格和广泛的诉讼权利并给予充分保障.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体现了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正确定位又影响着律师的权利大小.目前我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过低直接影响着执业的权利及其我国刑事诉讼后续阶段的控辩平衡.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赋予律师相应的执业权利,比如律师在讯问时的在场权和调查取证权.     

侦查阶段律师诉讼地位虚化问题探析

本文通过分析侦查阶段律师诉讼地位虚化的心理成因 ,探究法律规定之不足 ,提出走出误区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意见。     

"侦查陷阱"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完善 ,作为侦查手段的“侦查陷阱”暴露出诸多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的问题———“侦查陷阱”与私法益保护、“侦查陷阱”与非法证据规则、“侦查陷阱”与程序法定原则等 ,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保护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 ,也不能只强调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而应结合我国国情 ,探寻出一条更符合现代法制理念的侦查程序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职能定位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侦查程序中律师的权利定位于法律帮助,并没有明确规定介入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这不但同国际条约的规定相违背,而且制约了律师作用的发挥,使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落空.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现阶段国内的法治化进程来看,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侦查启动程序之反思

侦查启动程序是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起始阶段,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侦查启动程序规定为独立于侦查阶段的立案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从侦查启动的固有特性来看,我国应在采用程序型侦查启动模式的基础上,将立案程序并入侦查程序予以规定,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启动程序的监督。     

我国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秘密侦查不同于技术侦查,其含义广于后者。秘密侦查完全隐蔽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均在其本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秘密侦查。根据我国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也应当将秘密侦查法制化。对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规制,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色,应当由检察官来决定比较适宜。     

试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该规定表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诉...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论刑事回避的适用

回避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对回避对象、阶段的规定也有很大差异。西方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回避仅适用于审判阶段的审判员、陪审员和书记员。相比之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对象、阶段则广泛得多，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环节，适用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以及书记员、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原则，对形成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回避制度是一大贡献。但由于立法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回避制度如何在这几个阶段贯彻执行，法律未作具体规定，致使司法实际中各行其事，这就难免出现任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现象。同时，执行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对这一程序中劳改管理人员的回避法律没有提及，这无疑是一疏漏。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共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使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论刑事拘留通知家属程序的问题及完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谈起

刑事拘留作为刑事诉讼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有着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通知家属作为刑事拘留的一项程序性权利,是被拘留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情况下的重要权利救济保障措施。若通知家属程序在现实中被滥用或适用失范,将影响刑事拘留的良好实施,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就现有立法规定和执法实践来看,刑事拘留通知家属程序有关规定存在着“无法通知”范围过于宽泛、“有碍侦查”界限过于模糊、“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无实质性标准带来的潜在风险。对此,建议从对“无法通知”规定表述作出修改补充、对“有碍侦查”的界限进一步明确、明确“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的标准三个方面进行完善,推动通知家属程序的规范适用实施,促进刑事拘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是否允许“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为他辩护”,这是涉及执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立法界、法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限定“辩护人”为律师的前提下,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立法精神,律师辩护的作用与意义,侦查阶段在刑事诉讼体系中的地位与任务,以及在侦查阶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合法权益可能受到限制、剥夺与侵害的情况等几个方面,探讨“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并进而对律师在这一诉讼阶段的辩护职责、权利与义务,工作内容与活动方式,提出若干原则设想,以考察律师在侦查阶段参加诉讼活动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