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抗诉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的违反法律和无根据的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这既是它的权力,也是它的职责,必须认真履行。刑事诉讼中的抗诉,对于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纠正错误的判决和裁定,     

刑事判决理由功能的解读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把刑事判决理由归为刑事判决书中所展示的理由部分的论式限制了对刑事判决理由功能的分析。应从动态意义上来重新归纳刑事判决理由的内涵,把刑事判决理由的形成和展示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这样就能在动态的意义上对其功能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拓宽研究范围、得出新的结论。     

试论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以我国刑法第10条为视角

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目前世界上存在四种立法模式,我国采取的是事实承认的立法态度,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发展的趋势,应该考虑尽快在刑法中设立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     

刑事判决理由功能的解读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把刑事判决理由归为刑事判决书中所展示的理由部分的论式限制了时刑事判决理由功能的分析.应从动态意义上来重新归纳刑事判决理由的内涵,把刑事判决理由的形成和展示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这样就能在动态的意义上对其功能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拓宽研究范围、得出新的结论.     

死刑判决的民事赔偿“挤压功能”初论——以被动赔偿不能算孙伟铭“积极悔罪”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导致4死1伤特大交通事故后,在刑事判决宣布前,极度冷漠地对待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刑事判决以"死刑立即执行"发布后,孙伟铭及亲属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这种刑事死刑判决对于民事赔偿的挤压效果,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不能构成孙伟铭的"悔罪积极".对于最高法院倡导的"宽严相济",作者认为孙伟铭案件在本质上,不宜适用.     

海峡两岸罪犯移管制度探索

在构建我国区际罪犯移管机制的问题上，由于大陆缺乏积极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以及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尝试，加之海峡两岸跨境犯罪的高发态势，海峡两岸加强和完善罪犯移管工作极为迫切。而其路径或许有适当借鉴国际罪犯移管成熟经验、完善罪犯移管双边协议、逐步承认与执行刑事裁判。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三个理论支点

刑事审后程序,是指除审判监督程序之外刑事判决生效以后一系列程序的总称,主要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等内容。宽严相济、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应该是刑事审后程序的三个理论支点。     

论亲属拒证权的双重性质与宪法保障——以《宪法》第49条第1款为中心

忽视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的重要意义,是亲属拒证权不能真正确立的根源之一.因此,采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分析亲属拒证权以及在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下保障该权利十分必要.作为主观权利的亲属拒证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蕴含的家庭权而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它要求"个人得主张"的请求权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保障,以抵御国家权力对家庭的过度解构.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亲属拒证权内嵌着家价值,以这种价值为基底的亲属拒证权构成了对立法以及司法的价值决定,因而国家负有保障该权利的积极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的亲属拒证权应该在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裁判者也负有在刑事判决的说理部分对相关判决是否符合亲属拒证权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合宪性解释的宪法义务.     

再论司法判例制度的性质、作用和过程

判例制度的首要原则是强调说理和辩论,因而审判委员会在统一判决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同时,判例制度离不开判决的公开、评判和梳理机制。判例公开不仅有利于本法院和其他法院(尤其是下级法院)判决的统一,而且有助于社会和学术界监督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提高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在这个意义上,判例制度是目前强调审判质量及其公开与公正的司法改革的自然延伸。如果得以适当建立,判例制度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量刑说理的理论基础探析

通过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量刑说理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量刑说理有其存在的哲学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制度基础和诉讼制度基础。     

论司法良知作为刑事裁判说理的道德基点——以“道德恐慌时代”的去罪化共识为视角

近年来，与“道德恐慌时代”的入罪化诉求相反，社会对于部分犯罪陷入了反向恐慌，达成出罪的高度共识。对于前者，即使不能入罪，刑事裁判凭合法性和公平性也能取得社会认同；而与后者共识相悖的刑事裁判仅此已不能证成其正当性，道德冲突已经从“公平”的职业伦理要求转向“正义”的良知底线，因此动摇了社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使刑事裁判道德可接受，说理必须以司法良知为道德基点。基于司法论证前提集的饱和要求，刑事裁判说理仅以法教义学诠释为前提是不充分的，司法良知作为说理的基点是刑事裁判社会证立的应有之义，与依法裁判立场并无冲突，也不会损害社会对可预测性的期待。相反，道德理由在教义学诠释传统下的隐而不彰，才是社会对刑事裁判作出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重要根源。     

刑法解释的价值基准及其形成路径分析——基于公众参与理念下公众认同的思考

近年,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不断在热点刑事个案的认识和定性上出现偏差,其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案件的期待与司法机关对刑法的适用解释并非完全一致。在刑法理论上,有关刑法解释立场与刑法解释规则的学说聚讼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各界在刑法解释价值基准选择上的迷茫,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非此即彼的价值基准予以协调的一种尝试。欲消解价值冲突,突破司法困境,就必须明确刑法解释的价值基准是公众对基本情理的认同。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我国应当在确立公众参与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主要构建、改革和完善恢复性司法模式、人民陪审制、"马锡五审判方式"和判决说理制度。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的既判力问题

既判力理论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既判力理论的适用具有新的内容。只有在对即判力基本理论进行澄清的基础上,才可以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先决之诉判决、同类案件判决、法院调解以及相关的刑事判决和外国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     

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     

判决理由的详略之辩: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由于能够弥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可接受性标准能够用来对司法过程作出综合性评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判决理由的质量.虽然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唤,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地认为判决理由越详细质量就越高,而应当在综合考量之后,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对判决理由的详略作出规划和设计.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律自身的抽象性、模糊性为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空间,法官的良知及其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则对其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具有阻却作用.基于此,应当进一步严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缩小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空间;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限制刑事判决的恣意性;强化检察机关和社会对法官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完善法官选拔、任免制度,促使法官自觉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准确、公平、公正地适用法律.     

审查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合一办案机制初探

本文所谓审查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合一办案机制,是指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承办刑事案件的检察官的职责范围从受理公安机关呈请批准逮捕开始．一直承办到案件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至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为止,实行批捕、起诉一案一人,一包到底的办案机制．在刑事检察机构上也将批捕与起诉两个职能部门合二为一,合署办公．一、批捕、起诉合一制的必要性在于：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劳动和业务量不平衡的问题随着刑事法律的修订与修改,法院庭审方式的改革,出庭工作的业务量和难度加大了,律师介人刑事诉讼的时间和权限扩大了…     

刑事司法一体化与判决书承载的价值功能

近年来,有关判决书问题的研究很多,诸如判决书说理问题、少数意见制度、判决书功能等,其中对价值功能问题目前还没有学者把它放在刑事一体化中进行研究。笔者拟就刑事司法一体化为视角,将判决书放在这个大系统中,试图挖掘其在这个系统中彰显的价值,以更好地推动判决书改革和司法进程。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判决执行不力有多种原因。附带民诉判决执行不力现状不利于刑诉活动的顺利进行,不利于打击预防犯罪和维持社会正义。针对附带民事判决不力现状,应采取以下完善措施:明确附带民诉判决被执行人范围;完善弥补附带民诉原告物质损失的督促措施;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