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论中原晚清“丁戊奇荒”赈济的多元化

"丁戊奇荒"被认为是晚清最惨烈的饥荒。它直接波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直隶五省,连苏、皖、川、陇四省也受其影响。其中河南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下,清廷开始了吃力的官方救济。鉴于当时国力颓废、财政吃紧、仓储不足,虽然这种救济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达和资讯流通的自由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表现在江南士绅的"义赈"和国际力量的"洋赈"所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这些力量的参与,饥荒势必会更加恶化。这种多元化的赈济形式对现代的灾后救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民间灾荒救济

民国时期,民间各种社会力量面对灾荒频仍的状况有其积极应对措施。灾荒发生后,淮河流域既有民间个人力量的募捐,也有宗教团体的救济,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尤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救济功能,总体呈现出救灾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多种民间慈善组织致力于灾民的生活救助,并对灾区的疫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灾荒救济呈现出诸多局限性,表现在:重灾后救济,轻灾前预防;缺乏救济物资和资金;盲目垦荒等。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试论孙中山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其演变

孙中山的社会救济思想是在革命活动的历程中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的 ,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的社会救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注重官赈和义赈的结合、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救济的结合和超越国界的博爱观等等。这些思想的产生既与其家庭的出身环境和早年经历有关 ,也与他对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有关。孙中山的社会救济思想是其民主革命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既丰富了中国社会救济史的内容 ,又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试评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晚清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的热情。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民国湖南华洋筹赈会研究

湖南华洋筹赈会存在于1921-1924年,主要从事筹赈、急赈、工赈、米禁等灾害救济活动.它是当时一所新型的近代义赈机构,以典型的官绅合办模式运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和浓郁的近代化气息.它是此间湖南灾害救济的主力军.     

经元善1880年赈直述略

经元善是近代著名的慈善事业家。他所倡行的义赈活动规模大、范围广、募款多,对近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79-1880年直隶连续遭受水灾,他筹措巨款,设厂赈饥;并于1880年亲赴直隶赈灾,注重兴修水利,消除灾源,提出治河代赈说;通过赈直,经元善上连炙手可热的清朝权贵,如李鸿章等,把自己的事业从上海一隅扩展到了全国范围。1880年成为他人生和事业的重大转折点。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

透视明清社会救济史发现，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但民间力量的生长空间在于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双回归”——慈善救济活动回归社会事业本位、政府回归其仲裁者和监督者本色的总趋向，仍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四个河南”建设实践探索中的“四发挥”体制创新

"四个河南"建设,需要在实践中着力于体制创新,重视从宏观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发挥好市场在富强河南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文明河南建设中的宏观指导地位、民间力量在平安河南建设中的保障性作用、生态在美丽河南建设中的引导性作用。     

从道义到制度：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问题研究

在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当前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转型问题,要改革现行的社会救济制度;二是市场化问题,非政府组织应参与慈善市场竞争;三是公信问题,应该改革非政府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四是人力资源问题,要致力于培养志愿精神等。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救济渠道单一、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缺乏公正性和严格的程序、特别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等。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明中期社学不盛的地域性考察——以南直隶江阴县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纂修者注意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发展薄弱,因而怀疑本地文教不振。实际上,明代科举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社学已不能成为社会蒙学教育的主流,而江阴地区在宋元时期形成的良好蒙学教育体系,又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明中期江南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社学寄存基础的里甲制被破坏和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社学生源因贫困日益流失,加速了江阴社学的衰败。江阴社学只能在部分有识官员的支持下短期复兴。江阴社学的兴衰是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地区社学呈现出“短兴长废”的发展态势。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