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王山村的个案调查

现代性转型推动了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激活了农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促进了家庭本身的现代性转型。文章对王山村三代直系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现代性转型是建立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基础上,父代在家庭发展目标激励下主动调适,直接参与家庭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家庭伦理的构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强化了家庭功能,为转型提供动力支持;重构代际关系为转型汇集凝聚力;家庭优先发展为转型提供伦理支撑。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家庭再生产、功能实现与城市化实践路径

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的实践内涵要尊重农民自身的主体性,理解农民家庭的城市化意识和选择。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在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的再生产过程在家庭与社会互动中影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责任分工,表现出不同的家庭发展意识和家庭发展能力,进而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发挥。通过结果-机制分析视角,分析家庭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理解家庭价值观和实践力,阐释家庭功能实现度,形塑出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家庭再生产模式对应的家庭功能实现度,解释当前城市化实践路径的区域差异。     

功能性家庭秩序：“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代际干预及其内在张力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成为浙北地区农村家庭满足功能性需求的主要策略。“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仅解决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与宗祧延续问题，也为多子女家庭维持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过程凸显出了较强的代际干预特征，即老年人通过代际权力安排着年轻夫妻的家庭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同时，老年人也试图通过资源传递形成代际关系的“施受平衡”,进而维持功能性家庭秩序。可是，在功能性家庭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过程中，以理性分工和功能组合为基础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却蕴含着家庭关系的内在紧张。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搭伴养老:家庭功能化与农村养老秩序重构

城镇化背景下,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搭伴养老作为留守老人的新型养老方式在各地出现,借助经济交换和有限责任原则,搭伴双方实现了类家庭功能发挥,促成了双方差异化和同质性养老需求的满足。搭伴养老是留守独居老人从家庭角度出发,基于家庭目标扩大化、家庭资源分配下位优先原则、家庭社区性弱化等因素采取的自主养老策略。它重构了村庄养老秩序,形成类家庭与类自主养老相结合的养老秩序,这种养老秩序在满足家庭城市化目标实现、推动家庭功能性转型的同时,也促使家庭神圣性弱化与村庄公共性萎缩。因而,搭伴式养老方式并不可持续,面临伦理风险与家庭风险,应谨慎对待。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家族构成与近现代穆斯林家族研究的若干问题

家族构成及其社会功能是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重点讨论了家族现有概念界定的缺陷,在此基础上结合西北穆斯林家族组织形式和制度特征,重点归纳了近百年来穆斯林家族社会的新发展,突出中国广大乡村从家族政治向社会政治的演绎过程,揭示家族与社会的互动规律。     

试论家庭消费文化的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消费文化是家庭成员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消费行为的总和。家庭消费文化与家庭教育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家庭消费文化作为家庭教育内容世代沿袭,家庭消费文化是子代观察模仿亲代的社会化环境,家庭消费文化在亲子互动中规范子代的消费行为。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宋代家训与宋代文学家庭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各个朝代中, 宋代的文学家庭可说是最多的。宋代文学家庭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宋代的家训很发达,宋人非常重视对子女后代的教育。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特殊形式--唐代家法初探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是整个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基石.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教育呈现出专制性、强迫性日益增长和民主性、惑染性渐趋削弱的趋势.唐代成文家法的产生是这一趋势的突出表现.唐代家法随家族不同而相异,"严”是其最基本的共同特点.     

当代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冲突与家庭美德修养

当代中国女性普遍面临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家庭角色内部之间的多重角色冲突,加强家庭美德修养,承担家庭角色伦理责任,是调节其角色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代中国女性家庭美德修养应基于对家庭角色关系的正确定位和自觉关怀,修好为妻、为女(媳)、为母之德和持家之道、亲邻之善。     

家族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礼俗为行为准则、以祭祖为传承方式的家族文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家族文化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方式的非正式制度。它决定家族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家族企业只是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家族文化体现着家族利益,因而影响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     

家族涉入视角的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研究

网络模式作为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选择,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家族企业作为家族涉入企业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其组织间网络模式的选择和结果将显著地受到家族涉入维度和内容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此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几近空白。文章通过对家族企业网络文献的梳理评述,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家族涉入的不同维度(变量)对家族企业网络化行为的可能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认识家族企业尤其是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家庭治疗本土化的思考

家庭治疗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心理疗法,现已被引入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际应用中。它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故结合中国当前家庭文化进行心理咨询的本土化非常必要。     

离异家庭的家庭教育探究

随着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由离婚而引起的家庭教育问题也随之凸显。离异家庭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父母的重视。离异家庭的家庭教育要从心理调适、行为教育、社会教育、兴趣教育等方面,帮助孩子重新塑造自信、坚强性格,使孩子自信有爱行为规范、兴趣广泛、敢于面对挫折,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