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孟子伦理思想之比较

在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上,康德和孟子都肯定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人格尊严.在道德与幸福的问题上,康德与孟子都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但是康德通过"至善"来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对立,而孟子坚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精神,在道德上并不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或幸福的行为,并未自觉反思道德与幸福何以能统一的问题.在理性与情感的问题上,康德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义理架构,而孟子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义理架构.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并不同于孟子对道德法则的"愉悦感".     

康德关于自由论题的理路及其现实困境

康德撇开基督教以启示方式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所作的思考路径,指出了幸福论法则在自由问题上所必然导致的自我困境,因而完全从理性存在者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意志出发,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哲学革命完成了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系统理性建构。由于康德把自由理解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完全凭借自身的理性,自身为自身颁布"定言命令"这一普遍法则并将之表象化为实际行动,最终却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而呈现出在该问题思考上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因而仅仅诉诸康德的纯粹形式法则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康德主体性道德哲学及其教育学意义

18世纪的康德哲学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主体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作为人本性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在教育学方面仍给我们以富有意义的启发。     

康德目的王国的当代解读

康德以善良意志为其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为最终依据,超越经验的局限,建立起以内心信念和道德律令为原则的道德王国即日的王国.文章通过对康德目的王国的建构进行逻辑的梳理,试图阐明:人是理性的存在,具有内在的、无与伦比的尊严和价值,理性人必须遵守道德法则.     

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

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康德以理性批判为基础,实行道德哲学、知识学的分离,批判了以理性解决道德问题的启蒙理性主义道德观;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态度,将善的意志确定为道德的基础,批判了启蒙现代性道德对人性的破坏;通过意志自律追求道德理想国的实现,批判了以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自由观。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对现代性道德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人的先验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未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主体自由:康德道德法则的价值底蕴

康德将人视作最高目的,将自由归王为人的本质存在状态,不仅秉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还在明确区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将人的价值尊严牢固树立在实践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全部现象都以自然律为基础",即自然法则作为一种必然的外在律令使人始终处于一种受支配的非自由状态;而在实践领域,人却可以自觉遵循理性自身的法则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获致普遍的道德意义,最终实现人的本质自由存在.如果说自然法则体现的是以"是"为系词的叙述方式,那么道德法则却是以"应该"联结起来的定言命令.康德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存在,倡导理性自觉和自律,凸显人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又对人的理性存在的有限性保持高度的关注,要求对个人任性予以强制约束和他律.正是由于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这种辨证理解,使得康德的权利哲学在以普遍的道德法则为前提,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和权利自由实现的外在强制性时,不仅没有损减人的自由尊严,反而更加深刻地确证了人的目的主体性.     

康德道德哲学的现实积极意义初探

道德建设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建设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环境危机、公德缺失等道德问题逐渐浮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本文试图从康德道德哲学中吸取能为我国道德建设所用的积极因素,从道德法则的先验性、"人是目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批判式继承和发展康德的自律原则,从而使我国各项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更好地进行下去,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从“抽象道德学”到“社会伦理学”——马克思人类解放的自由观简论

康德的道德学原理为解决人的现实自由仅提供了主观的理性法则;而自然法权意义上的抽象法离开社会生产方式而抽象谈论物的所有权问题。马克思把人类的自由问题引入到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中,从而扬弃了道德法和自然法的抽象性,建构了一条唯物史观的社会伦理学原理。     

规范与德性的统一:康德规范伦理的构建与反思

康德将道德规范纳入理论批判视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体系。确定行为的"应该"与道德行为的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主题。康德也因此被视为规范伦理的典型代表。然而,无论是道德法则的产生,还是道德法则的运用都需要人的品格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康德道德理论实现了关注人内在品德的德性伦理与关注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伦理的结合,为人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能力留下了生成空间。从规范与德性角度,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及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至善与良知的境界——实践理性"与"心物不二"之比较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把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的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义务·建构·理性--罗尔斯与康德政治伦理观之比较

罗尔斯深受康德的影响,他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正义的一个"康德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对来自康德的许多概念、方法和思想进行了限制或新的解释.这导致他的理论既有一副与康德相似的面孔,又有许多内在的差别.他们都主张义务论,但康德主张理性义务论,罗尔斯主张契约义务论;他们都使用建构主义方法,但康德建构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罗尔斯建构的是政治正义原则;两个人都有"理性"设准,但康德认合理性为一元的,罗尔斯认合理性为多元的.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理性中的“上帝”:德国古典哲学上帝观辨析——以康德、谢林为中心

康德与谢林同处于启蒙时代的思想氛围之中,但他们对上帝问题却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上帝也并非万物的创造者或本原,而只是作为一个道德公设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它的最大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保证道德主体配享相应的幸福,同时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确保一个标准。在谢林那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上帝也不再被保留于信仰领域,而是"重新回到"哲学思考的主题当中;人类可以通过"理智直观"来认识上帝,伴随着对上帝的"理智直观",灵魂的本质得以被思索,德行与幸福也获得统一。康德与谢林上帝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碰撞,也折射出西方历史中哲学与宗教的内在纠葛。     

先验、经验与超验:康德道德哲学的三重维度

康德道德哲学关注的是实践理性发挥作用的领域,表现为三个维度.最高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形式化阐明体现了先验维度;道德哲学之终板诉求的至善及康德对道德情感的眷顾体现了经验维度;作为道德哲学拱顶石的自由理念可思而不可知及对上帝的信仰体现了超验维度.我们既不能夸大其中的形式化因素,又要认识到经验与超验维度的重要意义.三者相互联结、相互蕴含,共同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整幅图景.     

康德的自由之思

自由是康德伦理思想的核心 ,他的整个伦理体系就是顺着自由之思建构起来的。首先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自由的可能性 ;其次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与道德法则的相互印证说明了自由的实在性 ,从而揭示出自由即自律这一核心 ,进而构建起他的道德自由理论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人的二重性存在与自由维度的开启

康德对人的理解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方面。一方面,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与自然物不同,人具有总是试图超越自然的必然性而追求超验本体的性格,人自身具有绝对完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同时还现实地处在时间、空间中,人的生存是有限的,人在现实中总是不完善的。这种人的二重性存在就是康德自由思想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中主张,作为一个行动者,我应当遵从道德法则的要求。康德思考“我应当做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时,也思考了“我事实上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康德强调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与动…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