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撰万叶集》上秋四和歌与汉诗的关系

《新撰万叶集》是成书于公元893年的日本和歌集.由于《新撰万叶集》中和歌与其后所附汉诗在内容上并不完全协调一致,所以和歌与汉诗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中心.要探讨整部《新撰万叶集》和歌与汉诗的关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要详细对比其中的每一首和歌与汉诗.在本文中将对上卷秋部第四首(以下简称"上秋四")和歌与汉诗的关系进行探讨.     

浅谈和歌修辞法之一——本歌取——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中心

本歌取是日本传统诗歌形式——和歌的一种修辞手法。与汉诗中的借典手法不尽相同。它产生于万叶时代 ,在历代御撰和歌集中鲜有收录 ;然而 ,在 30 0多年后的《新古今和歌集》中 ,运用了本歌取的和歌却随处可见。本文作者对此深感兴趣 ,探索了其兴盛的原因 ,并主要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例 ,介绍了本歌取的种类及方式。     

日本和歌补释

和歌是日本区别于汉诗的古典格律诗歌的总称,是日本的本土文学形式,也是日本的国粹。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辑录了长歌、短歌、旋头歌、佛足石体歌等形式,但只有短歌成为后来和歌的惟一形式。和歌特有的修辞方法“枕词”、“卦辞”、“折句”等在短歌中都有保留和变化。     

浅析《古今和歌集》中的“物哀”?

日本古典文艺理论"物哀"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但其研究素材大都集中在《源氏物语》及其周围文学作品中。《古今和歌集》成书早于《源氏物语》近百年,在该和歌集里,读者同样可以品味出"物哀"思潮,该时期的"物哀",渗透着平安朝时期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凄凉,其孤独之美,也正是和歌细腻而不乏情感的特色之体现。     

中国文化东渐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和汉朗咏集》为例

在中国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经过不断地摄取、吸收和消化,“和汉融合”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基调,而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也形成了“和魂汉才”的知识结构。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和”与“汉”并列的作品,《和汉朗咏集》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无论是分门别类的编排体例,还是汇集汉诗文与和歌为一体的作品内容,无不反映出一种“和汉融合”的编纂意识,而在这种编纂意识的背后,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文学教养,以及学习、创作、朗咏“和”“汉”诗文的文学需求。《和汉朗咏集》成书后广为流传,作为文学艺术的经典和教科书被广泛阅读和研习,对其中作品进行注释的书籍也层出不穷,对后世各个时期不同文体形式的日本文学,以及“朗咏”“屏风绘”书法等艺术形式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万叶集》与中国文学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一部和歌集,被视为日本民族精神的精华,受到历代人的推崇。它是用汉字写成的。歌题、小序和歌后的附记,均用汉文写作,其中附记是编纂者后来加上去的。和歌本身使用相当复杂的“万叶假名”,绝大部分中国人是读不懂的。《万叶集》是第一部用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结集。《万叶集》深刻的民族特征,并不抹煞它同中国文学的密切联系。它饱吮了两种乳汁,一种是民族的,一种是中国的。“万叶”之所以成为千古不衰之苍松巨柏,就是靠这两种营养哺育的。     

《万叶集》中的“杂歌”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诗歌四千五百多首,其中主要的是日本“大化革新”后一百三十多年间的作品。那时,中日文化交流已达到异常繁盛的地步,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物也摹写汉诗,并且有汉诗集产生。而《万叶集》则是日本诗,当时称之为歌,以后,人们又把由《万叶集》以来所形成的定型的歌叫作和歌,用来和汉诗作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和歌名称的由来。因此《万叶集》也就是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     

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

在日本古代文坛上,“和歌”是日本民族引以自豪的一种文学样式。纪淑望在《古今和歌集·序》中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这一段论述道出了十世纪前后的日本人对和歌的认识。此种观念,一直沿迄于今。     

《土佐日记》的中国文学受容

开创平安假名日记文学先驱的《土佐日记》在修辞手法、词语的运用、汉诗及典故的改写与借用、汉诗意境的渗透与主题基调的铺陈等方面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张扬日本"国风文化"的同时,《土佐日记》也展示了其中国文学的受容面。     

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有像白居易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如此深入地打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日本那波道园在元和四年(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的活字版《白氏文集·后序》中说: 呜呼,菅右相者,国朝诗文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古相之独然而巳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賸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对中古时代的日本文学界来说,白居易文学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异国的文学珍品,供其鉴赏咏叹,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楷模,供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仿效。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和歌、物语、散文——几乎在文学的一切样式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了模拟白居易文学的痕迹。在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日本文坛上,构成了这一时期中日文学     

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从《毛诗序》与《古今和歌集》序的比较来看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带给了日本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本土独特的文化环境,日本并未完全吸收儒家思想,而是进行了一些变异。本文欲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论《毛诗序》与日本歌论基础的《古今和歌集》序之比较这一角度出发,从诗歌的本质、诗歌的社会功能两点入手分析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并探究发生变异的原因。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紫草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意象——以上代和中古为中心

紫色被作为与外国文化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引进到日本，用来生产紫色的紫草也因此有了不同于其他四季花草的特殊地位。紫草在《万叶集》时代即已进入日本文学视野，但不同的是，和歌文学与物语文学中的紫草意象自始至终与政治毫无关联。《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是上代和中古文学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中的紫草是恋情的象征，多用来喻指男性心目中所爱恋的女性，并具有优美、高贵、娇艳、华丽的意象。     

《古今集》四季卷中的比喻

《古今集》中的比喻受到了《万叶集》、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多方面的影响。它在继承《万叶集》诗思的同时,也从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中汲取营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本文考察了《古今集》四季卷中＂波＂与＂花＂和＂霞＂与＂衣＂两个比喻。     

"熟田津"歌的研究与欣赏

东瀛律诗,源远流长,和歌俳句,堪称双璧。其中,产生于舒明朝(629～641)的和歌,是日本韵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它是由短歌、长歌、片歌、旋头歌等几种相近的歌体构成的,其中最流行的是短歌。在和歌史上,继《记·纪》歌谣群之后最重要的作品当推《万叶集》。它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专集,它是以收集历朝和歌编纂而成的。它不但是日本文学宝库中最灿烂的名著之一,而且也是世界文坛上的一枝奇葩。对它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万叶学”,至今仍在日本国内外继续发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读它的精髓。《万叶集》中的和歌通常分为杂歌、相闻歌和挽…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

在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中,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周作人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史撰写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题发表讲演,该演讲以研究的心态,以叙事明理为目的,最早以史的形式论述日本文学,在事实上开启了我国学界的日本文学史撰构。他所提出并强调的通过文化的角度认识域外国家和民族,在认识的过程中须着眼于该种文化与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不同等方面的观念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方法论意义。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摘要：  清光绪年间中国著名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是放出中国人眼光鉴选的一部大型的日本汉诗总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在中国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也不仅在于它实际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汉诗总集,甚至也不仅在于俞樾所写的许多精当的评语,而更在于《东瀛诗选》因俞樾之慧眼而鉴选了不少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未被日本学界重视的优秀诗人诗作,尤其是它保存了不少现在已被日本人完全忘却的江户时期的优秀诗人诗作。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汉文学的轻视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俞樾当年读到的汉诗文集如今很多已经难觅踪影,因此,《东瀛诗选》还起到了保存日本汉文学文献的作用。如今不要说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把它作为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必备的典籍。《东瀛诗选》的这一功绩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尽管此书的选政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所谓“不当选而入选”的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就不能称之为缺点,反而可以说这正是此书的一个优点。     

《文镜秘府论》乃为“济世”“经邦”而作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产生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全面影响下凝结成形的时期,它既是为了适应政治教化之需而编,也是为了帮助日本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之需而编。从空海种种“济世”“经邦”之举以及日本人对《文镜》之评价,我们发现《文镜秘府论》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且对日本的汉诗学、悉昙学、和歌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传奇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接受与新变——从《金鳌新话》说起

朝鲜具有悠久的汉文创作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中朝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朝鲜汉文学创作往往与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时习传奇集《金鳌新话》便是其中之一。当前学界大都关注瞿佑《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及金时习对《剪灯新话》的模仿,却忽略了《金鳌新话》独具的民族性特征和独立的文学价值。《金鳌新话》反映了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自觉性及朝鲜传奇文学的自主性。